、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除了少量国外资本所创设的风险投资公司之外，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办风险投资公司中，完全是官员身份的公司高管们竟然以私人名义占有所投项目的股份。有趣的是，这些官员似乎丝毫也不觉的这种“改革”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现象实际上揭示了，权力一面退出经济领域，又一面源源不断的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真实目的：进入就是为了退出，退出就是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钱是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9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这些“官办私有”企业会不会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mbo（管理层收购）浪潮中，这个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听说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们对此一定会心领神会。
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僚企业（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企业，而且包括诸多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伪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它表明，中国洗钱和寻租进程已经开始逾越微观领域，而走向更加宏观的工具。由于银行、股市、国债、保险、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国民财富为管理对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这些工具进行“化公为私”的操作将更为方便、更为隐蔽、而且规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国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实际上就具有明显的洗钱嫌疑。
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体系却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非常隐秘的循环：一方面广大国民不断通过汗水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系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抽取这些资源，以供各种靠近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人兴办各类五花八门的官办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化私为公）。接着，这些企业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掏空（化公为私）。当然，最新也是最时髦的办法就是mbo。为什么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办企业的董事长们对其他金融知识一知半解的同时，却对mbo这个在技术上相当复杂的金融工具领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改革25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入这种循环。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紧密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权力阶级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大量不法资本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将使得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分配锁定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首要恶果就是，它使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始终被固定在低水平状态，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25年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陶醉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今天的情形与2000年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社会资源的上层官僚机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规模私营经济。这些产权保护屏障脆弱的私营经济，不仅很难形成现代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上层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成为官僚体系剥夺的首选对象。这就是说，他们离破产或者贫困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积累循环”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经济后果是，它将会不断更多的人们驱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后果在国民财富增长显著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其效果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存在着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趋势。温州市一个小小的副市长杨秀珠一个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达到3～5亿人民币之巨，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官僚体系巨大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贫困和剥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架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原始积累，都意味着底层阶级的绝对损失。如果中国权力体系的原始积累不受到断然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原始积累”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5％～10％，“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些城市的时髦场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样也活跃着热衷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小资们。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真的就突然变成了稳定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像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25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在据称已经成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率不降反升，2002年达到40％，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的全年投资率将可能达到45％。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而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的投资率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危险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本书的其他章节加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有日益锁定的趋势。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低效率投资的进一步高涨。不过，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循环的逆转临界点。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90年代中期之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于不坠，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