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称之为的“跨体制经济精英”。这批经济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难辨。他们要么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要么是传统的官僚精英，要么是与上述两类人具有特殊裙带关联的内部人。自中国改革发轫，跨体制集团即开始繁衍生长。到现在，跨体制集团几乎遍及中国行政系统的每一个层级，中国市场体系的每一个环节、经济领域中每一个产业。在长达25年的改革转型中，跨体制经济精英们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化公为私，或进行各种形式的产权和利益输送活动。所以，每当有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我们就会看到无数的“带权下海者”，在新旧两种体制中同时牟利。事实上，在中国25年的改革中，成长最快的并非是外界所以为的所谓民营企业，而是这种跨体制的权力企业。而诸如金融之类的关键行业，更成为此类企业的禁脔。在这种意义上，“两栖化生存”的跨体制经济精英是中国经济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支。
经济精英本来是作为中国改革政经分离的一个积极成果而出现的，但诡谲的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精英又重新出现了靠拢政治权力的明确趋势。这就是说，一度从全能社会中独立出来并以此为自豪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后门重新回到政治精英们的会议室中。对此，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注释到：“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长当市长”的权贵气质所取代。隐匿于这种精神嬗变背后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市场空间已经变得日益狭窄，通过市场纯市场手段获取利润的成本开始变得极其高昂；另一方面，各种关键资源（比如资本、土地）仍然高度垄断在政治权力手中，而这些资源正是经济精英更上层楼的必经阶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产权状况不是变得更加清晰，而是变得更加模糊；产权模糊的资产存量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变得越来越大。通过政治权力而不是市场来瓜分这些资产，不仅快捷、而且廉价。这种诱惑加大了中国经济精英在新时期重新靠拢政治权力的动力。何况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出身于官僚精英呢？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无论经济精英是出身草根还是出自以前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必须与行政权力结盟，占领进一步发展的制高点。不如此，他们就可能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对这种“新”的企业竞争生态，我们上面提到得那位浙江民营企业家表达得相当露骨：因为我的对手已经从政了！。虽然企业家直接当市长的情况还为数甚少，但中国经济精英在各级党、政、以及人大、政协中日渐活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显然不只是出于某种社会声望的考虑。这不仅暗示了中国经济精英们在精神上的一种质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精英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经济精英的命运一样。中国经济精英们没有任何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个人地位和组织地位，甚至财富本身也要取决于权力的施舍、输送和保护。当然，只要这种依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带来超市场的利润，这种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实上，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正是凭借这种依附而获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状感到满意，并支持和维护这种现状。中国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培养了一种顽强的文化信念，只求结果、不问手段。中国经济精英们正是这种文化信念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伦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一顾。就此而论，那种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自动带来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推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起码我们在中国的经济精英身上没有发现这种现代价值的蛛丝马迹。在中国改革特殊环境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经济精英们，不仅没有被培养了一种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一种特权习气。财富既可以通过创造而来，也可以通过掠夺而来，而当掠夺的成本很低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风俗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期望中国的经济精英成为一种健康的制衡力量。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可能，就是与特权合谋，并成为特权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合谋进而结盟成一个稳固的上层阶级的趋势（这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宣言、正式的纲领、和授人以柄的组织形式，只需要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种默契），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种假想。
2002年8月21日，上海市市长陈良宇在会见abb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一位私营企业家——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赫然在座。这种特殊安排被普遍理解为中国私营企业地位上升的信号，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上海市外经贸委一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和这类企业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位官员说得的确不错，但这个“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不经意之间也曝露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舞台，他们必须借助政治平台才能够一逞其雄心。过去如此，改革25年后之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这种贴身依附究竟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幸运，还是他们的不幸？当然，这并不是这个“特殊仪式”的全部意义。这个具有政治宣示意义的仪式，也为中国未来各类精英之间的默契提供了有用的线索。1
一个精英统治联盟要想稳固和有效，知识精英是不能够缺席的。在9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新体制在渐进改革中悄悄脱胎而出的时候，新体制对中国知识精英的赎买也开始加快步伐。
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敌意达到了顶点，知识精英在体制内向上流动的出路几乎被断绝。一批知识精英开始下海在市场上寻求解放，另一批知识精英则继续无奈的寄生于传统体制之中。对于中国的正式体制，中国知识精英在这一阶段的基本上采取的是疏离、背叛的姿态。他们既不能见容于正式体制，也就只好闯荡于体制外的江湖之中，成为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的体制孤儿。就其生存状态而言，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精英的“江湖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这种僵持和游离状态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解冻，中国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回归正式体制。这一方面是由于知识精英在整体上出现了妥协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当局意识到一个新的体制必须由知识精英来解释和证明它的合法性。但最为关键的原因则是，在这个时候，当局已经逐渐具备了在整体上赎买知识精英的能力。在此之前，持续的分权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陷入捉襟见肘的紧张状态。当局即便有心，也无力赎买知识精英。在朱镕基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的困境开始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新体制赎买知识精英的进程加快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上普遍的工资水平，高校教师工资水平提升的幅度是相当惊人的。不仅如此，中央财政还以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的名义向高等院校大幅增加投资。除了体制内直接的财政挹注之外，当局也鼓励中国高等院校利用“市场”牟取双轨之利。始于1999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高等教育完全被国家垄断，而文凭（注意：不是教育）又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当局送给知识精英们的一种巨额财政补贴。事实上，中国的高等院校几乎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对这一点，馈赠者（政策制订者）和获馈者（政策受益者）都应该心领神会。不过，以这些补贴在合法性上的疑问，这些补贴就更像是国家对特殊群体的一次行贿。在输送经济利益的同时，当局也开放和出让了一部分公共空间给知识精英，以满足知识精英对社会名望和话语权力的需求。这种幕后的默契表现在前台，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出现在各种公共媒体上。虽然这种开放的条件极其苛刻、空间极其有限，但对于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则不啻于一种久旱之后的巨大补偿。由于有1989年的前车之鉴，重新获得了公共空间的中国知识精英，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性和温和。这种“温和和理性”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移入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习气。他们谨守话语分际，生怕越雷池半步。纵观中国知识精英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共表现，他们的确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配角。最出色处不仅在于他们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更在于他们对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满意足，丝毫也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不安。（他们唯一不安和沮丧的时候，是他们想起那些精英前辈们（如胡适们）远远高于当时劳动阶层的薪水的时候。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正是这种很难被现代文明所接受的收入差距，才导致了一场革命。在高等院校普遍实施津贴制之后，南京的大学教授们用这样的顺口溜自嘲：干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所谓“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是在比喻教师得了名声却没有得到实惠。这显然与90年代中后期的事实不符合。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学教师的收入增幅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教师顶层（知识精英）与社会底层民众的收入差距甚至远远超过了1949年之前。这种流行的口头文学，如果不是出于自恋，那就只能说明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相当隔膜。
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成为新的统治体制不可或缺的一翼。任何成功的统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这并不独独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机构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有。换句话说，他们几乎统统是政府的雇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就是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知识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垄断权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钱，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脸色。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下，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知识精英们取得社会公信进而行使话语权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是雇佣，那么行政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就很难称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赎买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国知识精英与行政精英这次最新合作最启人疑窦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一种赎买关系的腐蚀下，中国知识精英的态度在1990年代后期不仅日趋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极右”。他们将这种精神上的猥琐和趋附装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将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饰为学术上的保守主义，并以这种精神和态度屏蔽一切转型时期的社会苦难。他们以一种“高贵”的冷漠，将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轻松地解释为转型代价，甚至社会的正常现象。他们不仅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彻底沦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一个充斥着乌托邦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固然是可怕的，但一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具有同样的灾难性。当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所呈现的，正是后一种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由，当我们看到知识精英热衷于加入中国新的精英统治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一种凶险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知识权力（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政治及经济权力将完全失去它的制约能力。中国知识精英被政治及经济权力彻底缴械的现实有力的提示我们，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联盟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个相当可畏的前景。
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赎买虽然是一次迟到的赎买，但却是一次成功的赎买。到目前为止，这次系统性的赎买仍然在延续之中。2004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三号文件，就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虽然中国政治领导人经常会例行公事般地表达对知识精英群体的重视，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表达这种重视，在我们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中国领导人这一次强调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这与以往更多强调科技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大异其趣。这个题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的文件究竟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的重新布局，还是进一步加强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控制，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在未来将从官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输送则是相当确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对这个文件空前热烈的欢迎和感激中略窥一斑。但如此一来，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就被更加紧密的捆绑在政治权力的利益上。这种形似“关怀”的捆绑式赎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