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张克勤的家庭关系——盘问张的父亲（医师）与其病人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审讯者步步深入，坚持要张克勤承认其父与国民党官员有着政治上的特殊联系。
此时，或许是审讯者并未真正掌握张克勤其父叛变的确凿证据，一时拿不出过硬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张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后已叛变的消息，因此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
入夜，一枝腊烛早已点完，李逸民和大多数审讯者主张暂停审讯，集中研究下一步的审讯战术。但是汪东兴却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搞肃反斗争的经验，坚持应连续突击审讯。于是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分成两个小组，对张克勤施行“车轮战”，他们自己轮班休息。
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时，蜡烛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这时李逸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打了一个电话，但未料却遭到李克农的批评。李克农指示，关键时刻已到，应该继续审讯，并派人送来一箱蜡烛。
这样，审讯一直坚持到第三天凌晨五时，张克勤果然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轮番“轰炸”下，张克勤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一旦缴械投降，马上就进入到与审讯者密切合作的新阶段，换言之，审讯者要什么，张克勤就提供什么，其主动、积极与几天前的顽抗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克勤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变化，使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欣喜异常。在康生、李克农的指示下，李逸民、汪东兴等迅即将张克勤“包装”完毕，第二天就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张克勤似乎也具备某种“表演”才能，在会上，他“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
当然，张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摆布、操纵的玩偶，这场活剧的真正导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为张克勤活剧已具备了上级领导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现身说法中，不仅有自己参加特务组织的内容，还有揭发同伙的内容——张克勤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当然包括那个最先揭发他是特务、与他一同从兰州来延安的朋友。最后，张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笔是，他还谈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张克勤衷心感激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表示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1
1《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这样，一个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体现党之感召力和对自新特务给出路政策的“特务”样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了。“张克勤特务案”向延安干部和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特务已渗入中共各要害机关，“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张克勤案”也给全党一个提示和启发：出身于知识分子，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十之八九已被国民党渗入，成了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红皮白心的“红旗党”。
对于康生及其后台，张克勤案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为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全面推开肃奸、反特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张克勤案”的被破获充分说明，对于被怀疑对象事先假定有罪，再运用各种手段取得口供，以证实假定，是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获得口供的过程中，使用诱供、套供、逼供，再辅之以心理感化，任何顽固的堡垒都可以攻克。
从破获“张克勤案”中还可以总结出对敌斗争的一条成功经验，这就是办案人员首先必须破除右倾思想，只要肃反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车轮战，疲劳战），再狡猾的敌人最后也会缴械投降。
如此观之，“张克勤案”对康生及其后台的好处实在太大，一方面，它为打击周恩来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党制造了舆论；另一方面，又为毛泽东的“反右倾麻痹”、“开展反特斗争”的论断提供了生动、直观的证据。攻下张克勤，不仅是反特斗争的一个重大战果，而且通过此案还创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反特斗争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样板，同时又可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培养、锻炼党的肃反保卫干部。
果然时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大后方的四川、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所破坏，而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在热火朝天地批斗着各自的“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七 “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对于康生一手炮制的假案——“张克勤特务案”，毛泽东的反应如何？据师哲回忆，毛和其它中共领导人都“传阅”过张克勤的口供。可是，毛的态度究竟怎样，师哲没有明说，他只是说，康生对毛泽东“是多少有些影响的”。2
2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如前所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康生所取得的这项最新成果的，正是由于得到毛的鼓励（师哲声称，对于康生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1 进入1943年后，延安的审干规模迅速扩大。
康生充分认识到张克勤案的价值，现在扩大审干已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康生对张克勤案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2
康生对张克勤案的分析将毛泽东对审干肃奸的指示进一步具体化了。因此，当194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康生“搜集审查干部的经验”时，一套符合毛意图的审干经验很快就由康生制造了出来。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不仅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毛说，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3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他的发言中心意旨有二：第一、康生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中共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第二、康生提议，1943年党的工作，要把审干作为重要的一项，并把延安的审干经验写成文件通知全国。4
康生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举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审干的高度重视和毛对康生的有力支持。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性质与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不同，这是毛泽东正式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职位的特殊日子。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毛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在中央核心层执掌“最后决定权”的绝对权力。5尽管目前尚未披露详尽资料，使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汇报的反应，但是，康生在这天会上受到毛的肯定、鼓励和嘉许则是毫无疑问的。
1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2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页210。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毛这段话未予反映。
4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 期。
5据胡乔木称，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有关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决定全权”，乃是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3。但事实上，毛泽东根本不管这些区别，而是利用他的双主席的地位，当仁不让地执掌起“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从刘少奇对康生报告的反应中略见端倪。刘少奇是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经长途跋涉，于1942年底抵达延安的。1943年1月1日，刘少奇在延安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新年团拜会上正式亮相，随即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介绍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通过这些安排，刘少奇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迅速突出。
刘少奇甫抵延安，正值审干日趋激烈的时刻，性格谨慎的刘只是静观事态，而未敢深深卷入。但是到了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放胆了。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刘并成为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在1943—1944年不再被提及），刘被毛泽东正式擢升为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就在这一天，刘少奇向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也仿效延安，迅速展开审干工作。他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1从刘少奇的电报中不难看出：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康生的汇报，审干经验已被中央政治局认可，作为中央一项重要政策被推广于全党。
笔者的上述判断，还可以从1984年披露的一份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得到证实。2这份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指示显然不是准备公开发布的，文件中的措词和涉及的党内斗争策略表明，这份文件是给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干部的一份党内指示。文件明确提出，日寇和国民党已“派遣了大批内奸分子混入我党”，因而必须“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向内奸作斗争”。文件批评党内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现在党内斗争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不是过火斗争，故应强调反对前者，不应强调后者”，“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防止过火斗争，则势必不能展开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的斗争”，“也有被内奸分子利用此种号召借以掩藏其内奸面目的危险。”
那么是否马上就应在党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自由主义的斗争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自1942年末以来延安就结合动员填“小广播表”开展过反自由主义的斗争，但眼下的情况与几个月前相比又有新的发展，这次的反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党内负责干部的“右倾温情”思想，目的是挖出更多的“内奸”。因此这份文件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偏向，在党内提出普遍号召的时机，亦不宜过早，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此种号召，则错误思想的暴露与内奸面目的暴露都将受影响”。于是，这份中央指示一面大谈党内应克服自由主义倾向问题，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暂不在全党号召反自由主义，“先让自由主义偏向尽量暴露”。3
1王秀鑫在《延安“抢救运动”述评》一文中提到刘少奇给陈毅、饶漱石的这份电报于1943年3月20日发出，但《刘少奇年谱》中却提及此电系6月29日发出。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页7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5。查刘树发主编的《陈毅年谱》上卷，在1943年6月29、30日均无收到此电文的记载，而在1943年3月21日记载中则提到“接中央数电”，其中有对释放韩德勤的意见，至于中央电文的其它内容，则未予反映。经笔者查证，《陈毅年谱》中有关1943年3月21日的记载来源于《赖传珠日记》（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负责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机要电讯系统），其措词、用语完全一样。在《赖传珠日记》的1943年6月29、30日栏中均无收到延安来电的记载。参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05；另参见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4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