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兼经验主义”），但是他们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巨大的个人威望已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使得毛在处理他们问题时不得不斟酌再三，一般在批评了他们以后，仍然派以重用。但朱瑞显然不属于这类元老级干部。朱瑞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在党校学习的其它一些原地方镇守，一段时间后都程度不同地获得了工作机会，然而朱瑞在中央党校一学就是两年，直至中共七大后才被派任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朱瑞推辞了中央建议他担任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动要求干炮兵工作）。
朱瑞被调、罗荣桓接替山东全面工作之际，在全党范围正是整风转入审干、反特的阶段，如何开展山东的整风、审干运动，马上就成了罗荣桓急待面对的紧迫问题。
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由朱瑞任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曾发出通知，部署全区开展整风文件学习和检查对照工作，但是一则当时战事频繁，二则刘少奇来鲁忙于调查领导班子中的意见分歧，山东的整风实际上尚未展开，所以山东根据地大规模的整风是在战事相对平稳的1944至1945年才进行的。
如前所述，山东的整风主要是解决上层的意见分歧及领导机构的调整，这个任务在罗荣桓就任山东分局书记后实际上就已完成，但整风并非仅仅是清算上层的路线，解决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它还包括在党的中下层普遍开展思想革命、培养新人、审干肃奸等方面的内容。正是在涉及这些关键问题上，罗荣桓显示了他谨慎、稳妥的领导风格。
整风转入审干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已寄到山东，但罗荣桓明确反对在山东搞“抢救”，他下令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1康生的小册子虽然被停止下发，但开展“抢救”毕竟是来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据地派出干部推广“抢救”经验，派到山东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山东分局总学委副主任的舒同，他于1944年9月从延安来到山东，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工作。
1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舒同抵鲁并没有动摇或改变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罗作为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刚刚被委任负责山东的全盘工作，山东的整风领导机关总学委也是由罗任主任。然而对于延安的指示，罗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对，因此，罗荣桓同意挑出几个试点单位，用延安的经验来指导运动。
延安的经验并无特别的奥妙，这就是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尤其在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普遍运用的以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引蛇出洞”，再聚而歼之的策略。这个策略来源于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该决定提出，为了使内奸分子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舒同来鲁，即负有推广此经验的使命。
根据延安的部署，“全国（各根据地）都要通过民主检查暴露特务”。1但是在公开场合，对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释：这就是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至于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参加民主检查大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一点也不知道，召开这种大会的真正目的是“钓鱼”，即以开大会的方式使“内奸分子”产生错觉，以为有机可乘，跳将出来而暴露其“反党”面目。2
在舒同的影响下，中共山东分局于1944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的指示》（又称《双十三指示》），要求全区工作一切以整风审干为主。
11月1日，山东分局又发出《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该文件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经常表示的某些观点。《补充指示》说，山东许多同志“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3针对上述情况，《补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4
果不其然，在几个试点单位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省的政权机构）、分局办公厅、《大众日报》（分局机关报）、军区特务团、军区卫生部很快出现了大鸣大放的局面。上级领导鼓励大家“有话就讲，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风期间创造的名言）。大民主终于将“鱼”钓了出来，许多党员干部运用壁报、发言、漫画，将批评矛头直指上级领导。分局常委兼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席黎玉因“官僚主义”问题、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生活特殊化”问题首当其冲（陈沂有一匹专用乘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当时被视为是“特殊化”），受到较多的批评，一时间各种自由化言论“就像洪水决堤似的泛滥起来”。5
在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当时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检查期间，王若望十分活跃，他表示拥护罗荣桓，但对黎玉十分不满，认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6
本来开展民主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来，正好撞在枪口上，他被称之为“山东的王实味”，并被认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煽动其它人来反党。在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决定将王若望定为“特务”，并把王若望的情况电告延安。延安也发来电报，同意将王若望定为“特务”。7
1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2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3《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349。
4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2。
5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3。
6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3。该书未点王若望的名，也未提及黎玉的名字，但实际上指的就是王若望批评黎玉一事。参阅《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页351。该书提到黎玉被批评一事，但略去了王若望的名字。
7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33。
在王若望即将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刻，罗荣桓站出来讲话了。罗明确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的表态拯救了王若望。罗约王若望单独谈话，对王的言论没有全盘否定，但批评王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否定山东全局是思想片面。
罗荣桓对于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发扬民主，“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但坚决反对用这种方法来“钓鱼”。1罗荣桓认为，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至于“民主检查大会”，既然已经开了，就要明确目的，这就是检查“改进领导，而不是暴露特务，暴露敌人”。2
在山东分局机关开始“民主检查”时，山东各战略区也在各自试点的单位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在胶东区，一个从延安派来的领导干部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此人运用“钓鱼”的方式，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并用“疲劳战”加以审讯定案。有的同志不堪逼供，供出“特务”的枪枝比一个军分区所拥有的枪枝还要多。罗荣桓在听取了胶东区区委书记林浩的汇报后，明确指示胶东区停止试点，将搞出来的材料全部烧掉。3
罗荣桓对于军区卫生部的运动也提出了批评，他要求停止已开了六天的民主大会，不久日军又开始“扫荡”，卫生部内被认为有疑点的人在“反扫荡”中都英勇积极，没有一个叛变投敌，有力地证实了罗荣桓判断的正确性。
罗荣桓拒绝用开“民主检查大会”的方式来“暴露敌人”，也抵制了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尽管舒同坚持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但是罗荣桓毕竟是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把手，他只同意搞整风审干。到了1944年10月，山东全区约五千党员干部参加了反省坦白活动，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全区在审干中基本未搞“车轮战”、“逼供信”，也没有杀一人。4
1944年12月31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向全区发出《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罗提出，不应把整风与审干完全混淆起来，应避免“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轻易发动坦白和严重的逼供信”。罗认为整风的正确方法应是“以领导开场，以检查领导结束”。5
1945年3月15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在给延安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一方面肯定整风与审干是不可分离的，在另一方面，又用较大的篇幅检查了“民主检查”的缺点。电报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在发扬民主中，只是强调审干的目的，强调暴露的方针，因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审干中发现的问题扩大化”。6
1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2。
2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3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7、308-309。
4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7、308-309。
5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8。
6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8。
罗荣桓在左倾风暴席卷全党的形势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用灵活的方法处理了山东区的整风审干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将“闹事”的干部打成“特务”，更没有人云亦云跟在延安后面在山东搞“抢救”运动，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罕见，在各大根据地中仅此一家。
罗荣桓为什么敢于抵制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首先，几年前，湖西“肃托”惨痛的教训给罗荣桓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促使他谨慎从事。罗荣桓曾亲自处理湖西“肃托”事件的善后工作，深知湖西“肃托”给山东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危害，而这次审干比当年“肃托”规模还要大。他认为如果按照延安的“抢救”和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的方法来搞审干，一定会搞垮山东根据地。1第二，延安发出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的一段话，为罗荣桓抵制“抢救”提供了解释的理由。该决定提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化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理。”罗荣桓正是抓住这句话，反复强调山东情况特殊，不能机械照搬延安的经验。第三，罗荣桓勤于思考，性格方正，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罗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青岛大学）。他也是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纯正共产党人的典范。罗对“革命”、“整风”有其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他权力范围内不能容忍那种以革命名义出现的阴谋诡计。最后，罗在山东战斗多年，在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舒同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对于远在山东发生的一切，毛泽东完全清楚。对于罗荣桓的“抗上”，毛不仅予以容忍，甚至还对山东的整风表示了赞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十分了解罗荣桓的历史和为人。罗荣桓是唯一幸存的跟随毛参加秋收暴动，上井冈山，以后又长期追随毛，与毛共患难，在党内斗争中和毛共沉浮，现在又独当一面的党的高级干部。2毛深知罗性格谨慎，不喜夸张，不好出风头，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