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突暴时，手就不由自主无力地松开了。下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大耳朵没想到死会那么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大耳朵发现了自己藏在被单底下的一面小圆镜，他心里有底了，他相信，这是死神给他的暗示。
晚上十点多，四周静了下来，只有外面山上的草丛里偶尔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大耳朵房间门外的岗哨连打了几个哈欠，就再没有动静了。
大耳朵很镇静地坐在床上，将这面小圆镜仔细地擦干净，他从镜子里看着自己年轻的脸，然后将镜子一掰两半。小圆镜的破口呈狼牙锯齿状，很锋利。大耳朵的手一下子就被划破了，血渗了出来。大耳朵用手指沾着丝丝缕缕往外渗的血，脑袋里一片空白。他慢慢地在床上躺平，用左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右手腕一刀割了下去，鲜红的血一下子流出来，染红了雪白的被单。大耳朵看着不断涌出来的鲜血，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为了加快血流的速度，他又纵深来回割了几下，这才平静地躺卧下去，将被子拉到胸口，两眼瞪着天花板上明晃晃的电灯，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8）
我最初写这段文字时，写的是大耳朵“用右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左手腕一刀割了下去”，我把草稿送给大耳朵看以后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被割腕是右手镜子是手掰开的手也破了文章左手不对。我看了短信立刻给大耳朵打电话：你是左撇子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是左手割右手，而不是右手割左手？大耳朵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你到留椿屋实地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当我站在留椿屋关押大耳朵的房间，看着洞开的门想象着当年在门外来回巡逻严密监视的岗哨，我一下子就明白大耳朵为什么会充当了一回左撇子。大耳朵作为犯人，他的床正对着门，一切都裸露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他若用右手割左手，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而只有翻身向着墙壁，用左手动作，才有可能躲过哨兵的视线。就是这一左撇子的错位，无意中挽救了大耳朵的生命，试想，在大耳朵拚死的决绝下，正常的右手力量，一刀下去，足以让大耳朵毙命！
值班的警卫是在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发现情况异样的。九月的天依然亮得很早，四五点钟的时候，晨曦已经洒满了每一扇窗口。平常这个时候每个房间里的犯人早已开始各种锻炼，大耳朵也早就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了，可是这一天，大耳朵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
警卫先是从门外向里张了一眼，床上纹丝不动，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便一下冲进门来。床上依旧没有声音，床下却有一地的血。警卫慌了，他一把掀开被子，大耳朵闭着眼睛躺在满床的血水中，已经不省人事。警卫从胸腔里发出“哇！”的一声闷叫，整幢留椿屋立马像陀螺一样抽风般地旋转起来，只听到门外“快快快……”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得楼梯上一串串嗒嗒嗒的急促的脚步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一点微小的动静都会让人心惊肉跳，更甭说这样满楼的压抑不住的喧哗。
很快，每一个房间都遭到了仔细的检查，每一个人的随身物品都被要求收缴上来统一保管，包括剪刀、蘸水笔、镜子、牙膏、肥皂、筷子等等看来可能会成为自杀工具的东西一律上缴。
每一个人都判断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在猜测会不会和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产生联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是大耳朵做出了自杀这样极端的举动。
在留椿屋青苔满地的天井里，毛宁告诉我，那天早晨，他到天井里洗漱时看到一只大木盆里浸泡着带血的被单，木盆里的水全被染红了，血水让毛宁毛骨悚然，一股寒气从脚心钻上来，让他周身的热血一瞬间有冰冻的感觉。他不知道他们中间是谁因为什么出了事情，但他回房间时看到大耳朵的房门突然紧闭，心中便有了不祥的预感。
幸亏上苍还是眷顾大耳朵的，它不忍心让一个还没有开始真正生活的青年就这样轻易地结束自己像花蕾一样尚未绽放的生命。掰成两半的镜片毕竟不像刀片那样锋利，左手力量的明显削弱也帮了大耳朵一把，它割断了大耳朵右手的两根肌腱，但万幸没有割到动脉。
是警卫从藻溪镇卫生院接来医生为大耳朵缝合伤口的，即便大耳朵因为割腕自杀血流一地差点死去，他也仍然没能走出留椿屋一步。
让大耳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鼓足勇气做出的壮烈举动差一点就让自己遗恨千古。几天以后，青龙山下天目山饭店里的高音喇叭再次响起：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惊魂未定的大耳朵像傻子一样从牢房走出来，看着眼前一个个晃动的熟悉和陌生的脸，看着洞开的门窗外扑面而来的满目翠绿，他缓缓地吐出一句话：还好我没死……
我们离开留椿屋时天色已经黯淡下来，远处忽隐忽现的山脊曲线和厚厚的云海混沌成一片。临上车前，热情的天目山管理局的同志抬来一箱据说是当地自制的药酒一定要我们带上，我意外而惊讶地发现这酒居然就叫“於术酒”。我感叹世界上怎么竟会有这样的巧合，三十年前和这帮年轻人在历史性的“狗肉聚会”上初次相识的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於术酒”，三十年后竟再次在留椿屋重逢。是天意？是机缘？还是冥冥之中历史的轮回和必然？掩映在西天目深山老林中的留椿屋静静地在远离喧嚣的一角矗立了近百年，但她所承载的每一段历史记忆都加深了她身上厚重的积淀，伟大如周恩来，渺小如毛宁、晨光、大耳朵，谁能想到他们会跨越历史的风雨烟云在留椿屋会合？
我想，我肯定还会再来留椿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寻觅一种心中一直在寻求的永远！
追寻真相（1）
我给《收获》杂志写的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发表后，专程去给蛐蛐儿送书。虽然我知道蛐蛐儿的脑子曾受到过重创，并且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动员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为《江南》杂志的“第一见证”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这也许会重新勾起蛐蛐儿种种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我真的从心底里希望他和我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同时，我也希望给蛐蛐儿一点压力，让他因为需要回忆而被迫转动受伤已久的脑子，这可能对恢复他的思维功能有好处。
很长时间蛐蛐儿没有任何回音，我也曾想打电话去催问，但想起那次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吐出三个字：不想写，我就失去了打电话的勇气。我对自己说，不能逼他，除非他自己想写。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大耳朵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大耳朵给了我一个牛皮纸的文件口袋，上面用铅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1李君旭审查结论，自述申述。
2李君旭1971年12月—1972年4月，1975年11月—1976年5月日记两本。3李君旭三十年后回忆当时文章、李君励回忆文章。
4李君旭诗稿。
5李君旭工资条。
2007年2月—3月收集
我没想到大耳朵是那么细致那么有心的人，他所收集到的这些东西真是太珍贵了！公安部对蛐蛐儿前后两次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显然代表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蛐蛐儿1976年前后的日记，我猜想肯定会记载他制造“总理遗言”前前后后的心路轨迹；而更让我意外的是，文件口袋里居然有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这让我欣喜不已，我想，蛐蛐儿终于战胜了自己，终于有勇气直面那段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的历史。
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分别如下：
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审查结论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缙云县人，共青团员，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因伪造“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右下角的日期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带国徽的庄严印章，左下角是蛐蛐儿的签字：同意。李君旭
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
的复查结论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期上同样是公安部的印章，但不知为何却没有蛐蛐儿本人的签字。两份结论，时隔两年零一个月，公安部前后结论上的措辞却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一个是“有反四人帮的一面”，而另一个是“积极反对四人帮”；一个是“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一个是“其做法是错误的”。结论上这样的改变，对一个前面还有漫长人生的年轻人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种改变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对于一个经过十年*，有太多东西需要拨乱反正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令人欣慰。事实上，有了公安部按照中央精神撤消原审查结论这样重大的改变；有了公安部1979年的复查结论中对蛐蛐儿“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曾经有一度非常光明。尽管复查结论中仍然保留有“错误”二字，但相比蛐蛐儿反“四人帮”的主流而言，这小小的“错误”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bookbao8.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追寻真相（2）
年轻的蛐蛐儿和瓜子在大海边畅想他们的未来
蛐蛐儿的回忆文章大约有三四千字，这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作为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第一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显然是任何人的任何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我当即认真阅读了这篇断断续续的回忆文章，说实话，我首先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在大家眼里木讷、迟钝，几乎不说话的蛐蛐儿写下的文字条理却基本上是清晰的。我也有些感动，直白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简单而平实地讲述了他当年写“总理遗言”的缘由、动机、经过，也讲述了他被抓、被审、被关、被放的全部过程。我一面让照排马上将这篇文章打字发排，赶《江南》第四期的“第一见证”；一面将蛐蛐儿的文章送给我哥看，因为我哥和蛐蛐儿是一起关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告诉我，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我哥和蛐蛐儿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蛐蛐儿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我哥哥文采虽然不如蛐蛐儿，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所以，当涉及此案的核心要犯我爸、我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于1977年1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被释放出狱时，我哥哥和蛐蛐儿却继续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之久。事情虽然最后得以澄清，我哥哥其实和“遗言”制造本身没有关系，但作为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我想我哥哥应该清楚这个重大历史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我希望关于那段历史的任何回忆尽可能与史实相符。当天晚上，我哥哥就给我打电话，说蛐蛐儿的这篇文章他仔细看了，最好先搁一搁，让更多的当事人都看一看。我说我正在发《江南》第四期的稿子，本来想在“第一见证”里刊登蛐蛐儿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实文章的要义就是真实，现在这样发恐怕不行，虽然迄今为止有几个重要环节的真相我依旧不了解，但我感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拨人当年为什么被抓等问题上，蛐蛐儿还是没有说出实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注意到我哥用了“还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蛐蛐儿不是第一次用笔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无论是蛐蛐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