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的命题。
后来，当我哥他们这帮人第一次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蛐蛐儿不动声色地问他们像不像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怎么和我们猜测的那么像啊！事实上，蛐蛐儿编造的“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都出自这群热血青年的各种议论和猜测，之后，又是主要通过他们撒向全国，传遍世界，客观上起到了整合全国人民思想，反对“四人帮”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部门的追查和而后的一系列抓捕行动，大方向其实并无偏离，问题是公安部门忽略或者说有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这件事本身只有他一个人知情，和别人并无干系。
1976年4月1日*中央发出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紧接着，公安部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于是，全国范围的大追查、大搜捕开始了。等到蛐蛐儿5月5日被逮捕时，全国各地因传抄“总理遗言”被传讯和追查者已逾好几千人。
我重新再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向我哥哥弄清楚哪些环节上蛐蛐儿没有说实话了，因为在蛐蛐儿的文章中，从杭州市公安局到北京公安部；从他一开始交代说“总理遗言”是自己在马路上捡的，到最后承认“总理遗言”是自己编造的，蛐蛐儿自始至终没有写出，他是怎样在公安人员连轴审讯的高压下撒了谎，编造了别人特别是我哥也一起参与制造“总理遗言”的故事，没有能够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了一回“甫志高”。我哥说，不能说蛐蛐儿是“甫志高”，“甫志高”是出卖革命同志，而蛐蛐儿却是在编故事。蛐蛐儿从小就是编故事的高手，在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高压下，蛐蛐儿这么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为了寻求自身的解脱，他就会下意识地编故事，当编造出现漏洞时，他又会想尽办法圆谎，以至越编越圆，越圆离事实真相越远。他那时到底编了怎么样的故事今天已无从考证，也从未有人想考证。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情的结果早就清清楚楚，事情的过程却还是模模糊糊，但大家从来就没有怨恨过蛐蛐儿，从来就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四人帮”的头上，可是作为蛐蛐儿自己，为什么还是沉浸在自己搭建的楼阁中，始终走不出来呢？历史上常常有许多事情就是因为后人编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样，而走样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逐步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没有引号的真相。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也是档案馆永远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的原因。三十年后的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些“追寻真相”的文字时，内心是非常复杂的。我不仅感慨蛐蛐儿的命运，同样也为我哥哥等人那时的单纯扼腕。被当时公安人员认定很有政治头脑，看问题很深刻的我哥哥，怎么就没有想到“总理遗言”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却让他们付出了甚至此生再也不可能得以被真正澄清的巨大的代价。想到这层，我似乎也有点明白我为什么要“重返1976”——希望这些文字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看似无足轻重的谎言就是这样铺成了被扭曲的历史。我想，这大概也是巴老晚年一再呼吁建立“*”博物馆的缘由所在。看来，“总理遗言”案还有许多未知的真相只有打开尘封的档案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追寻真相（20）
世界上有许多谎言是善意的，有许多谎言是美丽的，作为曾经在难忘的1976年震撼过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总理遗言”虽然如j的父亲所说确实是蛐蛐儿编造的一个谎言，但这个谎言顺应了民心，张扬了民意，直到今天我依然对蛐蛐儿编造的这一天大的谎言心存敬意！但是，毋庸讳言，这一谎言在“钢丝”上弹跳起伏时没能做到最佳平衡，许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之所以最后没有造成更惨烈的后果，是因为我们的党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一举粉碎“四人帮”。假如蛐蛐儿在多年以后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谎言，能够勇敢坦诚地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那么我相信，无论是坐在轮椅上，还是蜗居在斗室中，他依然可以活出新的精彩！
2007．6．7．改定于杭州穗庐 补记一：
我哥哥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我将题目改成《追寻真相》，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这会打乱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最初的立意和框架结构上的营造，我在修改稿上依旧保持了《钢丝上的谎言》这个题目，但当我再一次看自己最后的定稿时，我承认，我哥建议的《追寻真相》这个题目比《钢丝上的谎言》似乎更准确，更符合这篇文章的主旨。所以，我决定用《追寻真相》来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但我也不打算根据或围绕这个标题再动文章的框架结构和调整具体内容，我甚至在文中保留了我最初为什么用《钢丝上的谎言》这个标题的由来的文字，我将我写这篇文章的心路轨迹袒露在读者面前，我想这篇文章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历史和历史对现实的观照，而不在于文学。
补记二：
交稿的日子早就过了，但我却迟迟没有将稿子送出去。原因是“总理遗言”的几乎所有当事人看了我写的文章，大家都陷入一种深深的矛盾和犹豫之中。我哥最先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对蛐蛐儿是否太苛刻了，他毕竟是一个脑子受到严重损害的人，试想，作为一个正常人都要尽量回避痛苦的真相，何况蛐蛐儿！理解他，体谅他，更多地关心他吧！阿斗则专门跑到我办公室来和我商量和讨论，他说，在人们心目中，蛐蛐儿一直是一个反“四人帮”的英雄，你的文章追寻的真相会不会改变人们对他的印象？他的家人和他本人会不会有想法？大耳朵也几次给我发短信，要我注意这个措辞，修改那个用语；还有j更是直截了当地问我，你用的“谎言”这个说*不会伤害蛐蛐儿？
其实，我和所有当事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始终充满了压力，我知道写纪实文章和写小说不一样，它要面对无数双审视的眼睛；也有人劝我，你应该用这些素材写小说，那会省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纪实，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它限制和要求你放弃文学作品的虚构和想象，就像一根勒紧我的绳索，时时提醒我不能信马由缰，历史需要客观和严谨。我理解那些和蛐蛐儿一起走过1976腥风血雨的“总理遗言”当事人对蛐蛐儿发自肺腑的患难情感，在那些曾经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患的日日夜夜里，在那些为反对“四人帮”而进行火热斗争的难忘岁月中，他们这帮热血青年的心和血自始至终跳在一起，流在一块。蛐蛐儿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和他反“四人帮”的勇敢与智慧比起来，这些小毛小病不值一提！他们不希望我的文章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对蛐蛐儿造成无意识的伤害，他们爱他就像爱自己的兄弟！我深深地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善良真诚而感动，我想，他们不希望的，也是我不愿意的，但是倘若我们因为此而永远回避真相，那我觉得不仅无法坦然地面对历史，而且也无法让蛐蛐儿从他一直沉浸的虚幻中真正走出来！蛐蛐儿需要的是一种大爱，帮助他真正认识自己的大爱！
追寻真相（21）
补记三：
对于最后是否用《追寻真相》这个题目，当事人们在我将要发稿之前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个当事人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写到最后，真相依旧没有大白。当事人担心用这个题目会不会使读者误解真相已经大白？我说，我是在追寻真相，在追寻的过程中不断对人生和命运有新的体会和感悟，我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而我哥则说，他从来就不想回避真相，然而唯一了解所有真相的蛐蛐儿毕竟脑子受了重伤，而你却还要幻想他能像正常人那样思维，要他勇敢坦诚地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要让他从一直沉浸的虚幻中真正走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一个脑子曾经受到严重损伤的当事人的回忆来追寻真相，不但对他本人可能会造成新的伤害，也会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我哥要我放弃在蛐蛐儿身上追寻真相的企图，他说，等我们大家再老一点，当尘封的档案开禁时再去追寻事件的真相吧！
我想，我哥哥的话是有道理的。
人间四月三十年
——读《重返1976》 给袁敏的信
王旭烽
袁敏：
从去年十月间始读你的”重返1976系列”第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初稿，到今年《收获》杂志专栏里你连发的后两篇《从醉白楼到留椿屋》、《追寻真相》，关于三十年前的这个人间四月开始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就与你开始了悲欣交集的心灵对话。
其实，关于总理遗言事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有过相关的一些报导和文学性记载，我还读过当事人李君旭自己发表的回忆文章，记录他当年在押时的情景。由于这个事件的最初策源地发生在杭州，又与你家有着如此特殊关系，还由于当年我们就相识，作为这个事件的边缘与旁观者，多少有些知情。因此，三十年来，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你也会间或嵌进一段对当时事件的回忆叙述，而我们这些你当年的朋友，也会补充一些作为同时代人的回忆。我相信有许多人都建议你能够把这段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而你现在则用了你的小哥哥袁中伟当年出狱时的话--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以此诠释这三十年来的巨大的等待与沉默。我想，因为纷沓的未来正接踵而至，而尘封的往事又过于重大，要说清楚史实，分析破译这历史事件背后的密码，洞察历史的天空给我们布下的深邃迷团，何其艰难，此事因此悬置三十年，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依然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段历史以纪实文学方式记录下来的积极建议者之一，原因不外乎有二：
一是对史料的抢救性记载与挖掘，这一点，你已经在你的第一篇叙文《我所经历的1976》中开宗明义的说明。三十年，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可有些至关重要的情节细节，实际上是以分秒计算的。因此，进入历史事件的每一分钟都值得人类记忆。不说那些已经去逝的人们，就说当时风华少年吧，我们曾经一起去看望李君旭，想起他当年意气风发口若悬河的神情，再看他今天木纳迟钝失忆忘却的衰老，深感要抓紧，一定要抓紧了，现在还来得及，但也已经是稍逊即逝了。
二是历史使命感的使然。这件事情，没有谁比你来记录更为合适了。谁也不愿意亲历这样几乎家破人亡的惨烈事件，但不得不经历，也就承当了，并且呈现出人的尊严。同时，亲历者中没有谁比你能够呈现得更为出色了，这是不用说的，你是他们当中惟一的作家和出版家。
追寻真相（22）
而当我读完了先期发表的这三篇文字之后，我的第一个直觉是，我读到了近年来最好的纪实文学作品之一；同时，读到了你迄今为止所有发表的作品中最好的作品，超出了我对这部作品的期待。
用热泪盈眶来形容阅读时的经验，好象已经被当下理解为幼稚低级了，好象惟有引发有趣、发笑、反讽的情绪时才是一个高智商的的阅读者，才遇到一个配得上的审美对象了。因为害怕上帝发笑，所以人类不敢思考了。然而，你的文字使我思考，也让我饱含热泪，产生一种强烈地想要告诉你当时我们如何经历的愿望。因此我想，当我们叙述我们自身时，暂且让上帝笑他自己的去吧。
在《我所经历的1976》年中，你开篇就提到了你的家 ”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1967年造反派在你家翻箱倒柜之时，我家就在离你家半里之外的延安路军分区。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学生，你在天长路小学，我在竹竿巷小学，不远处还有一条小巷，就是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孩儿巷。
我们都是八百年前的岳飞的邻居，特别是你家，就在当年的岳府隔壁。你还记得从你家的菩提寺路出来到庆春路，有一个住着一户人家的小庙吗？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就住在里面，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岳飞女儿的银瓶庙，庙门口一眼井，就是传说中岳家女儿纵身一跃的银瓶井。你家附近有孝女路，岳王路，我家部队大院对面是老浙江医科大学，八百年前这里是南宋的大理寺，也可以算是当时的国家司法部吧。
你在文中提到袁中伟刚被捕时关的小车桥监狱，其实它也就在我们两家的附近，医科大学后面，几乎可以说是在家门口了。当年这里也属于大理寺，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