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是延安路的积雪，简直令人*。
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了李君旭的一些故事。人们传说他带着浙江共青团赴日代表团时的*故事，人们传说他的以含情脉脉开始，以正襟危坐而告终的的全部过程。放在今天，这也就是近乎于柏拉图式的了，而在八十年代，这已经是可供人们饭后茶余一笑了之的谈资。
我和他后来在一起开过一些会，记的最大的一次活动是我们一起得了首届浙江青年作家明星奖。获奖者是李君旭，李杭育和我，颁奖大会是在省政协办公大楼举行的，颁奖者为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罗东。那次会上他还专门致了答谢辞。不知道李杭育是怎么样想的，反正当时我是有点纳闷，不知道罗东部长怎么会给我们来颁奖，我们一向和他有点”山高皇帝远”。以后我才知道，蛐蛐儿和领导之间是有着很好的关系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开始传说他要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追寻真相（26）
事实上他从狱中出来之后，就开始不停地挪动，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你和他都曾一度在杭大读过成人自学班，后来你去了北大，他当了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但他的考试成绩不好，好象还有过不及格。一个大学的中层领导，同时又大学成绩不及格，我想是一件尴尬的事情。那时他已经安眠药成瘾了，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再往后他去了浙江日报文教部担任副主任。你文中提到的那个第一个到你家里来看你的秀才，当时她和蛐蛐儿就在一个部里工作，有时我们在一起时她提到他，会说李君旭又摔了一跤，有一次在饭堂口摔了一大跤。我们那时候已经知道，他之所以摔跤，应该是吃药后身体失调的反应吧。
我印象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那时的李君旭，有时半夜里会起来梦游。有一天报社发现办公室门上天窗洞开，一个人从上面爬了进去，还留下了大脚印。李君旭立刻就去报了案，最后一查，那脚印是他自己的，但是他本人的确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传说他是第三梯队，要当宣传部领导的说法，就是在这同时出现的。记得那时候我还问过别人，他身体不好，怎么不告诉领导啊。人家告诉我，他在领导面前是很好的，看不出病的。我想想也是，每回看到李君旭，都是一个青年领袖形象，何曾有半点病相。
据说他在浙江日报工作时关系微妙，李君旭实际上是个书生，但极其关心政治，他走到哪里都好象要大出那个地方去。他喜欢和一定层次与视野上的人们探讨天下，中国，世界，政治与命运，在这过程中实现自己。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自己越过了不该越的什么，他离老奸巨滑或者老谋深算还有十万八千里。我曾听说过一个传闻，有一回省里领导把报社领导叫去商量工作，到办公室一看，作为下级的李君旭早在那里了。
不久后他去了《东方青年》杂志当主编，当年这份杂志发行量很不错，但他真正的悲剧就在这时候总爆发了。我和这个杂志的编辑们比较熟，发现他们都知道李君旭有病，而且办杂志是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在这方面他又是个外行，总之从一些人的口气中，我能够感觉到，人们不再把他当回事了。而他自己的病情也就越来越重了。终于有一天，他再次重重地摔倒，头部受伤，再也没有恢复正常。
以后的事情你都写到了，父母相继去逝，美丽的妻子离开他去了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站起来，住在一个民办福利院中，与一个傻瓜住一个屋子，时间长了，就开始失语。我记得还是你告诉我，袁中伟他们一群老同学凑了一笔钱，给他买了一个轮椅。
我上一次看到的那个李君旭躺在床上，牙齿没了，一头卷发剃成光头，我不想再说我们看到的场景，我只想说，他慢慢笑了一下--我心中一动，我看到了八十年代的目光笑容--真的，一道八十年代的目光，是从以往逝去的岁月中回放而来的、没有被商品经济大潮洗礼过的目光。
是不是因为八十年代较之于以后年代的不同，而李君旭已经被命运定格在八十年代了，所以他反而成了我们纯洁的青春时代的象征。
我并非要在这里刻意歌颂纯洁，我只是想说，那个眼光里透露出的天真的神态，一方面依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主体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预示了人的命运中那古希腊戏剧般的悲剧意义。书包网
追寻真相（27）
我想，你的第三篇文章定稿之时所得到的困惑的反馈，主要并不在人的怯弱和胆小，我们并非不能接受英雄的这些缺陷，所谓的英雄，不过是战胜了自身恐惧的人。
但是人们不能接受说谎者。
然而，什么是说谎呢？我们一向所受的关于谎言的教育，其实很简单：我们一般会以为，如果人们表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他就是一个说谎者。你在文章中写到的李君旭的初恋情人，也许，正是被这样的道德痛苦所困惑，才选择了与他分手吧。
我终于意识到，实际上我们涉及到两个方面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关于真相的，也就是说人们看到的，以为的，记录的，和实际存在的是否一致；第二才是对这一现象的评判。也就是说，即使表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有许多种的道德评判：他可以是一种战略战术，也可以是一种智慧；也可以是一种善举，也可以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举动；也可以是恶作剧；也可以是邪恶的报复；也可以是回避什么；也可能是妄想症幻者；也可能是一时冲动，当然，也可能是老谋深算的圈套。人类的精神事像如此繁复，为什么对心口之间的距离我们的判断就那么简单呢？
正是通过阅读你的这些文字，我对李君旭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毫无疑问，他天性中有着悲剧的元素。一方面，他天资聪慧，形象英俊，有过人之处，有过人的精神渴求，但性格怯弱胆小，对恐惧有超乎常人的体验与感受。实际上你已经提到了他童年时的留级三年的女生，她对他的威吓甚至打骂和他后来巨大悲剧之间的关系。我想很可能这对他的伤害与影响要超过人们所以为的。
如果在今天，一个小孩子毫无目的地不停撒谎，大人可能会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相应地找心理医生来对其进行心理矫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年代，你文中提到的那些蛐蛐儿的小毛病，偷个书啊，对女孩子撒个小谎啊，其他一些什么，包括他那种青年领袖式的自我感觉，他的虚荣心里包含的一点小小的野心，还有出于过度自爱而产生的撒谎，比起那个时代这群年轻人在小阁楼冒着生死谈论局势，纵横天下，这些缺点，都还是可以原谅的。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经历正常的生活的历练，改正种种性格缺陷，走上了基本正常的轨道。
但是，一个天性怯弱的人又有如此过人的才华，内心深处又这样渴望被人承认，尤其是被自己佩服的人承认。这样的巨大的政治热情，这样的自以为是的博大的慈悲的情怀（你一定也还记得，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完全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者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和这样的怯弱放在一起，肯定是非常不相称的。
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发育不配套的灵魂，如果假以岁月调整修理，是可以整顿好的，实际上青春就是一个整顿与完善灵与肉关系的阶段。但不幸的是，我们的青少年中的整整十年，都是在*中度过的。这是一个多么不正常的年代。而一旦被捕，因为怯弱而殃及他人，我相信这颗敏感的心是会格外自责的。你知道我读你的文字到哪里最难过，就是看到袁中伟放风时发现一行字：小弟，对不起。我在这里听到了灵魂的呻吟。
一方面李君旭必须承认自己供出了无辜的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甫志高”。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个人如果成了甫志高，那是比死还羞耻的事情，何况他的怯弱确实几乎给所有的人带来了灭顶之灾。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李君旭出狱之后没有劫难，平平安安地生活到今天，在社会开始越来越宽松的今天，他或许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羞耻感吧，如果这时候你们一起来回忆当初的历史事件，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属于撒旦的还给撒旦，该自己挑起来的自己来挑，他或许会不再下意识地隐瞒什么吧。
追寻真相（28）
但是我们都已经看到，实际上他的一切思想都停留在八十年代了。袁中伟说的他比人们想象的要清醒，我想是不是应该特指他八十年代的那部分思想。而在那部分思想里，恐怕他越清晰，就越要下意识遮蔽呢。
我以为你的文本的意义，我的阅读超过了我的心理期待的部分，正在这里。你在一个非常深入的人性层面上展示了一个青春群体，促使我们深入地去思考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形成的奥秘。正是在读了你的作品后，我对李君旭有了某种”英雄”意义上的理解：失恋可以让人去杀人，也可以让人去自杀，为什么李君旭却在这样的关口写下了”总理遗言”呢，这还是有着他身上优秀素质的那部分的直接动因的。正是这种素质给”总理遗言”带来了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直到今天重读，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历史的真实感，仅管它确实不是周总理写的。
以上我通过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解读了你笔下的主要人物。下面我想再谈一个我自以为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所描述的事件中揭示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审美特质，这种照耀在当年我们青春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的绚丽色彩，就这个素材而言，如果不是用纪实文学的方式，而是用小说的方式，恐怕真的还会有人存疑其真实性的。
首先，你所记录的是准确的时代情绪，是全民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确就象正要喷发的火山一样，这样全民的情绪的一致，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李君旭的编造遗言，袁中伟寻求真理，都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情怀，我是指的一种具有审美精神的理想主义情怀。而且这也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士大夫情怀，他直接接通的是马列主义。主义在此即被作为一种信仰，也被作为一种文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主义，而*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的泊来物。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三大来源，都是从西方哲学的源头而来。那么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涉及到基督教文明。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信仰中，道教是主张乐生的，养生，长寿，天人合一，肉体是第一位的，精神是可以配合肉体的。道教不主张为教义去牺牲。佛教以为此生是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意义在修往彼岸，而好好地活着，就是好好地为将来修行。中国历史上固然有着成仁取义的英雄，但从文化背景上说，并没有殉道传统。
而在基督教文明中，早期就出现为坚持教义而牺牲的象征，实际上耶酥就是上帝献给人类的牺牲。*主义并非基督教，但在为理想献身的热情上，我以为在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借鉴关系的。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由于杜绝了一切封资修的教育，实际上一代青年人，反而接受的是比较单一纯粹的*主义。这当中必定出现过严重的偏差，但青春总是诗，即使是信仰，也会在其中去发现美和享受美。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如果有条件多接触一些书籍，精神的触角一定会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引以为自己的精神营养。我们很小就读*与女儿的对话，因此有了”怀疑一切”的离经叛道式的眼光；我有一个同学就甚至就直接取了*夫人的名字”燕妮”。我们读恩格斯在*墓地上的讲话，我们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还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我们也想了解什么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还有考斯基，甚至巴枯宁。我上高中时就在老师辅导下半通不通读《哥达纳领批判》，而你也在你的文章中提到了你们偷来读的翻译名著，那些作品大多是欧洲名著，我们往往会把*列宁主义和它们放在一起，同时作为我们的文化大餐，而不管文化革命正是要革的这些东西的命。
追寻真相（29）
所以，你才会记录下那场三十年后的生日宴会吧。在这个令人感慨万分的李君旭的生日宴会上，李君旭前女友j朗读当年抄下的莱蒙托夫的诗行：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这才是爱情，人因此不枉来这世界一次，它肯定了生活的正面意义，精神的无比丰富，人性的全部张力和迷人。就是这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