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中肖崇业、行人谢杰；二十九年，封尚宁，使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行人王士正；崇祯元年，封尚丰，使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杨伦。凡十五次，二十七人，柴山以前无副也。一书本朝册使姓名：康熙二年，封尚质，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行人王垓；二十一年，封尚贞，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焻；五十八年，封尚敬，使翰林院检讨海宝、翰林院编修徐葆光；乾隆二十一年，封尚穆，使翰林院侍讲全魁、翰林院编修周煌。凡四次，共八人。
清明后，南风为常，霜降后，南北风为常，反是飓<风日>将作。正二三月多飓，五六七八月多<风日>，飓聚发而倏止，<风日>渐作而多日。九月北风或连月，俗称九降风，间有<风日>起，亦骤如飓。遇飓犹可，遇<风日>难当。十月后多北风，飓<风日>无定期，舟人视风隙以来往。凡飓将至，天色有黑点，急收帆严舵以待，迟则不及，或至倾覆。<风日>将至，天边断虹若片帆，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鲎尾，曰屈鲎，若见北方，尤虐。又海面骤变，多秽如米糠，及海蛇浮游，或红蜻蜓飞绕，皆飓风征。
自来球阳。忽已半年，东风不来，欲归无计。十月二十五日，乃始扬帆返国。至二十九日，见温州南杞山，少顷，见北杞山，有船数十只泊焉，舟人皆喜，以为此必迎护船也。守备登后艄以望，惊报曰：“泊者贼船也!”又报：“贼船皆扬帆矣!”未几，贼船十六只吆喝而来，我船从舵门放子母炮，立毙四人，击喝者坠海，贼退；枪并发，又毙六人；复以炮击之，毙五人；稍进，又击之，复毙四人。乃退去。其时贼船已占上风，暗移子母炮至舵右舷边，连毙贼十二人，焚其头篷，皆转舵而退。中有二船较大，复鼓噪由上风飞至。大炮准对贼船即施放，一发中其贼首，烟迷里许，既散，则贼船已尽退。是役也，枪炮俱无虚发，幸免于危。
不一时，北风又至，浪飞过船。梦中闻舟人哗曰：“到官塘矣。”惊起。从客皆一夜不眠，语余曰：“险至此，汝尚能睡耶?”余问其状，曰：“每侧则篷皆卧水，一浪盖船，则船身入水，惟闻瀑布声垂流不息，其不覆者，幸耶!”余笑应之曰：“设覆，君等能免乎?余入黑甜乡，未曾目击其险，岂非幸乎!”盥后，登战台视之，前后十余灶皆没，船面无一物，爨火断矣。舟人指曰：“前即定海，可无虑矣。”申刻乃得泊，船户登岸购米薪，乃得食。是夜修家书，以慰芸之悬系，而归心益切。犹忆昔年芸尝谓余：“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此番航海，虽奇而险，濒危幸免，始有味乎芸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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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当天应该是星期六，我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一个较偏的地摊上，淘得一册破烂的旧写本，封面题着“记事珠”三个字，内中字迹漂亮，文字有涉及金石书画的内容。
当时，天还没有亮透，光线不太好，打亮小手电筒，我才能草草看清其中的文字。起初，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民国时的杂稿本。摊主听我是外地口音，连连说本子破烂，字却写得很好，开价很高。通过讨价还价，我还是花了高于当时 “地摊价格”数十倍的价钱，才买下了这册破烂的写本。
《记事珠》买回后，我审阅字迹与内容，经过大体查证，基本认定是清代中期学者钱泳的笔记本，为钱氏亲笔手写稿。随后，将其呈送著名古文献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审鉴，辛教授也认同我的查证结果。2006年，我把这部手稿送到了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去拍卖，辛德勇先生在其所写的《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刊《收藏·拍卖》2006年第4期）中指出：“而这册手稿，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这次拍卖中，《记事珠》流拍了。这却为我后来侥幸发现《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提供了机会。
2006年春拍，看预展的收藏者确实不少，却没有发现《记事珠》中有《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当时的《记事珠》稿本，破破烂烂，确实不便翻阅。大家都是爱书之人，为了仔细翻阅其内容，而造成对原书更加严重的损坏，应该有些于心不忍。另外，每年的春拍场次多，拍品多，收藏者不可能有时间与精力对每件拍卖品都深入研究。
这次流拍以后，笔者请天津市古籍版本专家张振铎老先生指导，将破烂的《记事珠》稿本大体分为杂记、金石字画、《履园丛话》草稿与信札底稿四个部分，张老还为其题写了“钱梅溪手稿”书签。同时又请北京琉璃厂胡振方师傅（胡师傅是已故文物界前辈胡介眉先生的公子）将其装裱成经折装四册，这样比较便于翻看。
此后一有时间，我就对这部手稿上的内容逐页查考。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找些卖点出来，好再次交给拍卖公司去拍卖。大概在2007年秋季，查考“杂记”册之《册封琉球国记略》时，见其中载有齐鲲、费锡章、吴邦安与沈复几位清代人物，逐一查实其人其事后，我就“大胆设想”，瞎猜钱泳所抄录的有关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的经历见闻，会不会是沈复《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呢？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小心求证”，把钱氏在《记事珠》中抄录的所有关于琉球国的资料，认真仔细地看了几遍。我反复阅读其中记述琉球红衣馆（妓院）、红衣人（*）的文字，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写得比较大胆。我认为齐、费、吴三位朝廷官吏，当时是不敢这样写的，而“沈三白名复者”却大有可能这样干。继续逐页查考，又发现了钱泳自撰的《浮生六记》的笔记条目，使我进一步认定自己的猜测有了点依据，决定继续朝着《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方向深入考证。
现在，太平盛世，网络资讯发达，条件很好。我网购来二十多种不同版本的沈复《浮生六记》仔细阅读，又网购得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的大著《〈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一书（2007年9月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初版本），认真拜读后，确知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原文尚未找到。对《浮生六记》相关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从语言与行文特色方面，将钱泳抄录的与琉球国相关的资料和《浮生六记》前四卷对比，还查实钱泳仅长沈复四岁，为同时代的文人，嘉庆五年（1800）以后，他们两位都住在苏州，可视为同乡。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信息后，我在2008年初即认定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纪略》来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是极有可能的。接着又相继搜得陈寅恪、俞平伯、林语堂、郑逸梅、俞国基（台湾）、陈毓罴、冯其庸、江慰庐、章培恒、骆玉明、张蕊青、黄强与韦明铧等学者所写的关于《浮生六记》的绝大部分文章，继续研读和考证。
后记（2）
我这人做事比较执着。我去国家图书馆复印俞平伯老的大文《德译本〈浮生六记〉序》（载《学林漫步》第八集，1983年4月中华书局版），前后就跑了三趟。第一趟，这册《学林漫步》第八集有人在看，我没能借到。第二趟，我到国家图书馆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工作人员说不能借书了。第三趟，我选在周一早晨七点去的，耐心静候了好一阵子，等到工作人员一上班，就往里冲，终于借到了这本书，并复印了俞平伯老的这篇大文。
后来获知，郑逸梅先生的《〈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刊登在1981年的《读书》杂志第6期，我在网上查得有家古旧书店有这期杂志，但是人家一定要十二期整套卖，为了看到这篇后来发现只有不到两页的短文，我只好把十二《读书》全买了下来。我读书不多，没有多少学问，只能边寻找资料边查考。因此，对我来说，只要发现有关《浮生六记》的材料，都心急火燎地想找来看看。台湾著名学者俞国基先生的《眉批浮生六记》一书，大陆书店找不到，我便直接打长途电话给该书的出版者台湾河畔出版社的吕自扬先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买到了该书。
自2007年秋季开始，我千方百计搜寻、购买有关《浮生六记》的资料，到2008年春季，则陷入近乎“疯狂”状态，甚至将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沈君山先生的《浮生三记》也当作资料邮购了回来。初看到此书名，我还曾以为沈复字三白，又名君山，还出了个“三记本”呢。《浮生三记》到手后，我有点“恼火”，还曾直接打长途电话到台湾清华大学，找沈君山校长，想请教请教他对《浮生六记》的看法。得知沈君山先生中风了，病卧在床，言谈不便后，才作罢。我常说，我彭令是个不学无术的小书贩，为了考证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记略》确实来自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卷，搜寻的各种材料，虽然没有几麻袋，但是至少已达100斤以上，这是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吃惊的。就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又得到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萧相恺研究员的指教，先后在香港《文汇报》、“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了《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向世人公布了相关的结果。我认为，收在钱泳《记事珠》杂稿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其实就是《海国记》的佚文，他是钱泳从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抄录过来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蔡根祥教授。因为他及时发表了《〈浮生六记〉研究的新高ch——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我们就由此有了密切联系，并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开始了另外一段曲折的经历。
现在，多位学者都已经证明，后来传世的足本《复生六记》之第五记《中山记历》为伪作。因为它是抄袭嘉庆五年出使琉球的副使李鼎元的《使琉球记》，系赝品。而《册封琉球国记略》则明确说沈复随使是在嘉庆十三年，这与俞平伯等先生的考证是吻合的，可以说新文献证实了俞平伯先生的推论。
当然，也有专家说新发现的佚文不是《海国记》的全部。就此事我曾请教过辛德勇先生和蔡根祥先生，他们认为，钱泳应该是出于对海外异国的好奇，凭兴趣、随心所欲地抄录了沈复关于琉球国的见闻部分，作为其笔记的素材。而对于其他钱氏不感兴趣的内容，则有可能省而不录。我个人认为，作者沈复曰：“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见《浪游记快》首段）随使琉球一记，既然当初篇名为《海国记》，那么文中只记“海国”（琉球国）之事，应该也切合文题。沈复《海国记》原文或许大体即如钱泳所录四条。拙文《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中已论述过，钱泳在其杂稿本《记事珠》中，朱笔标有“第二”、“第三”与“第四”等字样，则见钱氏抄录完后，也曾想存《海国记》之旧貌。至于后来，作者沈复对其原作有所增订和润色，改名为《中山记历》呈管树荃题诗，那便是包括《海国记》在内的《浮生六记》“早期流传本”在姑苏传开以后的事了，与钱泳抄录时依据的这种“早期流传本”应该无关。
另外，有读者也提出，既然根据存目，我们知道《浮生六记》卷五名为《中山记历》，可是新发现的佚文为何名《海国记》呢？对此，有《浮生六记》研究者在网上举例分析过，如巨著《红楼梦》一书，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书名经过了《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数易其名，最后定为《红楼梦》。我想，《中山记历》也是沈三白由《海国记》易名而定的。
彭 令
二○○九年十二月廿八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