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她找到早已参加革命并已担任临海县县委书记的哥哥，要他带自己参加共产党。他们都很支持周临冰，让她在学生会里教唱革命歌曲，做学生工作。她和大家一起高唱“打回老家去”，唱“流亡三部曲”，唱“追兵来了……”唱得热血沸腾。她渴望着拿起枪，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唱着革命歌曲，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周临冰终于来到了皖南，成为新四军的一个女兵。
女子八队的学习，使周临冰长大、成熟，很快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和毛维青、施奇、汪企求四人被挑选出来，成为军部第一批女机要员。皖南事变发生后，四个女机要员中，她是惟一突围出去的。
在北移途中，周临冰始终跟在叶军长身边，担任军长的随身译电员。军长为了挽救危局，保全部队，下山与国民党一0八师谈判去了。周临冰和同志们集合在阵地上等待军长归来。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谈判是假，阴谋是真，他们没有等来军长，却等来了敌人的炮弹。一阵炮弹打来，周临冰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环顾四周，看到遍地都是战友的尸体。其他的同志们呢？她欲哭无泪，站着发呆。忽然，她听到有人喊：“小鬼，小鬼，快过来！”她看到民运部部长夏征农等五人在向她招手，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向他们走去。夏征农对聚在一起的人说：“我们几个人一定要行动在一起，生死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就隐蔽在山洞里，靠寻觅山中的野果充饥。
冬天的山上，没有鲜花，没有鲜果，惟有寒流滚滚。
好不容易找到一颗野果，也要分成几瓣，一人一瓣；各人的米袋再翻过来，找一找沾在上面的米粒，每人又分到几粒；稻田里的泥浆水也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甘露。
在山洞里过了七天以后，他们决定下山去寻找突围的机会。在老百姓的帮助下，他们换上了便衣，决定化装成客商混出去。可是，哪里有什么女客商呢？“要不，让小鬼装成夏部长的女儿？”“不行，不行，夏部长江西人，小鬼浙江人，口音不对，根本经不起查问。”
常言道：行得春风有夏雨。如果说共产党的民运工作是春风的话，那么当共产党有难，统战关系必将成为夏雨而发挥作用。在冥思苦想了许多办法都不成的情况下，民运部长夏征农想到了统战关系，决定将周临冰托付给茂林中华圣公会会长陆绍泉，请他们掩护周临冰转移。
临别时，夏部长殷殷叮嘱说：“万一遭遇敌人，你说你只有16岁，16岁够不上刑事法律，你懂吗？到了陆会长家，你告诉他你是我的侄女，他会帮助你的。他家女婿吴寿祺，另外还有吴葆萼，都是进步教师，也可以请他们设法帮助脱险。”
当晚，老乡就把她送到一条山沟里隐蔽。在漆黑的夜里.一个不满20岁的姑娘，独自一人呆在一条长长的山沟沟里，望着两边悬崖陡峭、杂树丛生，想着几天前的激战，听着呼啸的山风，又冷又怕，她怎么也合不上眼。就这样过了几天，老乡才把她带出来，朝茂林方向转移。为了不连累老乡，她带上要饭瓢、打狗棍，一个人上了路。一路走，一路问，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爷把她带回家，并帮她打听好陆会长的住地，然后将她妆扮成新娘子回门的样子，安全送到了陆会长家。
在《泾县志》里是这样记载陆绍泉的：
……抗战期间，陆绍泉任茂林福群小学校长兼芜湖广益中学茂林分校校长。
1938年5月，陈毅军长率新四军一支队东进抗日，途经茂林，他率先欢迎，主动介绍当地社会情况及寻淮洲烈士牺牲经过和遗骸所在，热情参加陈毅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讲话。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夏征农率服务团在茂林开展工作，陆绍泉主动配合。1940年底，新四军奉命北撤夏征农告别时书赠“博爱谓仁”锦旗，赞其为人。皖南事变中，夏征农与三位战友未能及时突围，在殷村涝得群众掩护。夏征农致函陆绍泉，陆收信后，立即与吴葆萼及女婿吴寿祺密商，并以教会福群小学名义，开出通行证，通行证上夏征农化名为刘青山，由葆萼、寿祺二人面交夏征农，后由冯染匠、柳遇春护送夏抵达芜湖，后至沪，辗转到达苏北根据地。此前，军部机要员周临冰（女）已由圣公会教友杜三帮助，先一日被秘密接到陆绍泉家中，经周密安排，周临冰在陆家阁楼密室隐蔽40余天，后由陆绍泉觅得可靠教友、古董商周璞堂（周为浙江人），以“父女”相称掩护随行，沿途通过层层封锁，安全抵达浙江舅父家中，后继续回到革命队伍。
在白色恐怖下，这些可敬的人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掩护了我们的新四军女兵，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60年后的今天，周临冰提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两眼仍闪着晶莹的泪花。
我的同事闻继宁的母亲施瑛也是一位新四军女兵，1938年入伍。入伍前，她在上海一家纱厂当童工。因为她父亲是上海地下党员，她家有时就成了地下党开会的地方，这时的施瑛成了小哨兵，假装在门口踢毽子、跳绳，眼睛却警惕地看着周围的动静。
抗战爆发以后，施瑛上了夜校，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她决心参加到抗战的第一线去。到皖南后，分在女子八队。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非常刻苦，上课时没有来得及记下来的，一下课就找那些文化程度高的同志，把她们的笔记借来，拼命地抄写。班长施奇的笔记是她抄得最多的。在女子八队学习后，分在教导总队俱乐部任宣传干事，组织过几场文艺演出。18岁了，兴许是因为13岁就在纱厂做童工的缘故，身材瘦瘦小小，然而，你能想到这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吗？
施瑛在遭遇皖南事变的时候，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勇气。
战斗打响后，她曾经下过决心：宁愿一死，决不投敌。在突围了七天七夜后，周围已没有男同志，有几位女兵姐妹不知什么时候用绑腿把自己吊死在树上了。“向哪里突围？”“会不会被敌人抓去？”“我怎么办？是自尽还是活下去？”死虽然很痛苦，但是也很痛快，一了百了，在走投无路、孤立无助的绝望时刻，这往往会成为一种选择。然而，施瑛是坚强的。她要活下去，但眼前的绝境、前面的困难都是明摆着的，可能要比一死了之更艰难、更痛苦。施瑛选择了比死还要艰苦的活，她要去找部队，她找到部队还要继续抗日。
施瑛在山上转悠了四天，终于遇到与自己同样饥寒疲惫的原八队学员小吴，俩人不禁抱头痛哭。
皖南的山上全是树，可在这天地同悲的严冬，却让人感到满目肃杀，格外寒冷。她们被困在山上，靠寻觅野果充饥。晚上睡在山洞里，沁骨的寒风袭来，根本无法入睡，她和小吴只能背靠背取暖，或在洞里来回活动以暖暖身子。为了活下去，她们商定，白天分头下山去讨饭，晚上再回到山上。这样的日子居然过了几个月，她俩简直成了野人。
施瑛在下山乞讨的时候，会有些好心人劝她：“你一个姑娘家在外面东躲西藏总不是事，干脆到国民党那里去自首，还能过上安定日子。”她听了以后总是坚定地摇摇头，默默地说：“不，决不投降！一定要找到部队。”
她们沿途乞讨着，走过了太平，走过了绩溪。在绩溪靠近路边的一家饭店里，她们留了下来，一边为饭店做饭、洗碗，一边等候机会寻找部队。就这样，又过了二、三个月。一天，有一个来饭店吃饭的人对施瑛讲：“你们的部队不会来了。”原来这里的人都知道她们的身份，但是，她们还是吓坏了，毕竟饭店人来客往，人员芜杂，万一把这消息带出去，她们岂不是很危险吗？
她们第二次又上了山，俩人在山上搭了个小棚子，将就着住下来。在山上割草，挑到山下卖掉，换回些吃的。一直等到1942年春天，她们和当地老百姓在山上采野茶，老百姓点着油松脂照明，火光很大。正巧，地方游击队路过，发现火光冲天，就上了山。施瑛一眼认出游击队负责人正是自己认识的洪林同志，她激动得悲喜交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此时，什么语言已都是多余的了！三天以后，洪林护送施瑛到江北新四军七师，她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炼狱女神
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女兵有30人。其中，有军政治部的指导员、军司令部的机要员、军教导队的文化教员、军部服务团团员、军部印刷厂的干部；有一名是新四军随军家属，是随部队转移时被捕的；还有几个人刚从国统区地下党调来不到两星期，其中有两位华侨姑娘。
她们刚刚走出硝烟弥漫的皖南山林，又被押解到布满铁丝网和高墙的人间地狱——集中营。
有人说，痛苦和灾难一般只会引起哀怨。在我们的女兵身上，这句话不灵了。经历了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腥风血雨的灾难和失去亲人、失去同志、失去自由的痛苦之后，女兵们没有哀怨，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和不能实现自己抗日救国抱负的痛惜！她们要反抗，要斗争，要越狱，要早日重返前线！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兵们团结起来，开始了一场新的搏斗。
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上饶集中营是强占老百姓的民田和民房而建起来的，他们毁掉稻田，凿平山坡，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操场，把民房改成囚室，周围圈起了铁丝网和高墙，隔绝了被囚者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营房的门前和附近山岗布满了国民党的宪兵岗哨。它挂的牌子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被捕的新四军干部被称为“军官大队”的“学员”。30个女兵被编为一个“女生分队”。
这个“军官大队”以军事训练为名，对抗日青年施以精神虐待与人身摧残。跑步、操练、无休止的劳役，“上课”、审讯、残酷的刑罚，女兵们全都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在集中营五年，女兵们拒绝在“悔过书”、“自首书”上签字，巧妙而坚定地对抗着威胁和利诱。敌特在女生队里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攻不出一个叛变分子，感到十分棘手。
现在我们是难以想像当时斗争的惨烈的。在集中营，对女同志的折磨不仅来自无休止的苦役、恶意的“出操”等，还有来自国民党兽兵的污辱。
都是些20岁上下的姑娘，虽然“囚徒”的非人待遇使她们衣衫褴褛，但毕竟遮不住她们的青春和活力，遮不住她们的气质。国民党的一些军官们、集中营的特务们一次次地把邪恶的目光投向她们。徐韧在丈夫任光牺牲后，自己也负伤被捕。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一个团长对她心怀叵测，把她单独留在团部医务所治病，并不时派人或亲自去看她。在遭到徐韧坚决的拒绝和反抗后，只好把她押往集中营。有一次，年轻、秀丽的徐韧在牢房里刷墙时，特务队长见只有她一人在屋子里，便不怀好意地走到她身边，嬉皮笑脸地把脏手伸向了她。雨果说：只要有了仇恨，一个女人就抵得十个男人。表面柔弱文静的徐韧，心中正充满着海洋般的仇恨，见特务的脏手伸来，顿时怒不可遏，随手拿起身边的小板凳，朝他脑袋砸去：“你想干什么？我们是好欺负的吗？”特务队长捂着差点被砸碎的脑袋，恼羞成怒，把徐韧关进禁闭室。这个禁闭室原来是老百姓的谷仓，狭小低矮，里面空气污浊、霉味刺鼻，当时又正值炎夏，伤后体弱的徐韧能经受住吗？
全体女同志愤怒了，她们在狱中党支部的组织下，立即罢工，抗议敌人对女同志的污辱，提出：不放出徐韧，决不复工，还要捣毁牢房设备。
徐韧是放出来了，但从此她被视为顽固分子而列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经常有特务来纠缠姑娘们，有甜言蜜语，有威胁利诱，这些都丝毫动摇不了姑娘们的意志，她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的警惕性和高尚的气节，特务们总是在一片训斥声中灰溜溜地离去。女兵沈锐也遭到特务训导员的纠缠。这个训导员看上去倒也年轻文雅，对沈锐好像是动了真情，他甜言蜜语、劝说利诱，经常劝说：只要肯自首，她不仅可以自由，还可以立即成为军官太太。可每次，沈锐都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为此，她也被列为顽固分子，差点惨遭厄运。
宜兴姑娘、卫生员许筠是第三纵队司令张正坤的爱人。在石井坑俩人一起被捕。许筠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特训班里一个特务以同乡的名义接近许筠，想追求她，把她安排到农场的小学去当老师，还用卑鄙的手段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张正坤与许筠因思想不合，难以白头到老”的离婚启事。许筠气愤地撕碎了报纸，并暗下决心，一定要逃离魔掌。三天以后，她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去。
女同志抱成团，用集体的力量与敌人抗争，保护自己不受污辱，保持革命者的气节，这样的事例在狱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