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任何有嗅觉的人都不会感到意外。”
在任命宣布后的一次招待会上,已经退休的卡基告诉我,是他向沃尔芬森推荐了我。卡基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80年代初,我刚到财政部世行处工作的时候,曾在北京接待过他,他先后担任管理中国局局长和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也许由于多年的交道,所以他对我比较了解。他对我说,“新行长来后,有时候议而不决,班子里能说会道的多,敢于做决定的少。从这两年观察,你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很沉着稳重,敢于做决定,而且你来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客观的说,在我的升迁问题上,卡基等人的推荐和我个人的表现,都是重要的原因,在过去两年里,秘书局的改革、香港年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协助行长推进改革方案等工作,均给沃尔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组织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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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晋升:“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2)
到90年代中后期,快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行最大的借款国。从1995到1997的三年里,中国一直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总计贷款88亿美元。每年在世行的总贷款量中,中国所占比例都超过了13%。
与此相关的是,沃尔芬森需要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入他的核心团队。在原有的五人小组中,行长和负责财务的高级副行长是美国人,常务副行长是瑞典人,另一个业务副行长是德国人,只有印度人卡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的构成保持着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平衡。随着卡基的退休,理应由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行递补,在这一点上,我显然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人事改革:“棉花包着的铁拳”(1)
“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几十年抓住用人制度的根本问题,去发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整合的、灵活而多元化的全球化团队。”
沃尔芬森在《战略合同》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项目,作为新晋升的高级副行长,我要负责其中的两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最最麻烦和不讨好的人事改革项目。
尽管前途艰险,但是改革是没有办法停顿下来的。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召集人事部门了解情况。人事改革的涉及面很宽,考虑到世行的国际组织属性及它悠久的组织文化,方案是不能在阁楼里设计的,它必须得到职员、工会以及董事会的全方位支持。为此,我组建了一个人事改革委员会,由方方面面的副行长组成,我任组长,两个专职的高级经理直接向我负责,这两个人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其中一位是从业务部门抽调出来的局长,另一个是人事部门的局长。我在这个委员会下面又设立了四个专门的工作小组,其中三个小组负责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一个是特别沟通小组。我深感,人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谨慎行之,在世行历史上,一说人事改革,就是裁员,稍有不慎,就会谣言四起,造成全行动荡。因而,我决定成立沟通小组,负责与员工广泛交流,保证信息可以准确及时地传递到员工,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猜测。这个特别小组的创意和有效工作,为日后的改革推进起到了很好的护航作用。
改革班子设立之后,我们便召开了多次员工会议,听取员工对现有人事制度的意见,主要目的是发现弊端,统一思想,看到为什么要改,怎么改。在这样的讨论中,世行的人事制度弊端都被一一地挖了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有六个方面:一是,员工身份过于复杂,银行内既有长期工、短期工、合同工,还有临时工,由于待遇不一,造成层层矛盾,工种与性质不统一的情况普遍存在;二是员工技能老化,世行员工在招聘进来的时候都是层层筛选,优中选优,然而进入银行后,却只用而不培训,常年下来,外部世界发生很多变化,职员的知识和技能却跟不上而变得老化了;三是,员工构成不能反映成员国构成,虽然世行员工的多国化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仍比较集中在20几个国家中,很多国家对此很有意见;四是奖惩不分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区别不明显;五是,等级众多,令人厌烦,世行内部有28个级别,与此相关的,薪酬制度也十分复杂;六是,福利不统一,很多福利政策不经济,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及市场做法日趋脱节,成本越来越高,却没有起到技能更新、鼓励优秀的作用。
上述种种病症,都可谓是官僚病和大机构病,在很多组织和机构中都存在。人人都在喊叫应该改革,但是如何改革却是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内部又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小修小补,他们认为,人事制度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搞不好会造成人心浮动,影响工作,加上每个弊端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很难彻底根除。另一种观点是必须彻底改革,他们认为,与其不断小痛,不如大痛一次。
双方意见不和,多次开会争得面红耳赤。世行职员中,经济学家和博士本来就多,碰到这种百年没有定论的理论问题,大家当然十分的来劲,每每争辩得不可开交,天南地北的公司案例、理论体系都被当作武器搬了出来。最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是,公司的人事改革,关键不在政策,而在人。只要是恰当的人,坏的政策也会被执行成正确的,反之,如果人不行,再好的政策也会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已近乎诡辩,让人听之前神智清醒,听之后反倒云里雾里。
在权衡各项利弊之后,我单独向行长做了汇报。我认为,由于政策之间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小修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如今,新行长到任之后已渐渐形成了改革的势头,可以顺势进行一次大的改革,虽然会冒一定的风险,但是,成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行长听了之后,颇为犹豫,他问:“晟曼,我听懂你的分析了,你有把握吗?”
我说,“有把握,但不能保证。如果改革方案设计得比较细致,得到员工和执董的支持,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任何细致的设计,都需要坚决地执行,执行比设计更为艰难。此外,你的支持是关键,一旦开始就不能有半点退缩和动摇。”
行长听了之后,很干脆地答复我:“我同意你的基本思路,不过,你不能只负责设计,也要负责执行。”
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我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在我的带领下,三个专业小组分别拿出了深思熟虑后的改革方案,它们分别是就业政策、薪酬与福利政策和在职培训政策。改革方案中的个别条款在世行五十年历史上前所未闻,在知名的国际组织中也算得上是先声夺人。
就业政策的改革设想,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1)改变国际职员与地方职员的身份差异。
过去,世行华盛顿总部的职员是国际职员,而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代表处的职员则为地方职员,两者在待遇和身份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差异,改革的设想是一视同仁;
(2)改变过去的就业政策,实施新的就业合同。
人事改革:“棉花包着的铁拳”(2)
所有员工不管在哪里,都将根据统一的要求和雇佣标准来对待,所有的工作岗位都将实行统一的专业标准。所有职员都将享受基本相同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劳保、年休等。为了保持员工的连续性和灵活性,除了长期合同工外,定期合同最多可以延两年,定期合同工最长不超过4年,4年后如果通过考核,达到要求的可以签长期合同,同时享受长期合同福利,否则只能做为短期佣工或离职,长期和定期两种合同制的用工比例保持在7:3;
[注:世行所有工作人员都采用合同制的聘用关系,其中7000人为长期合同工、3000人分别为定期合同工和短期合同工]
(3)改革招聘和竞选的做法。
专业人员将实行国际招聘,服务性人员实行当地招聘。改变了过去员工都是国际招聘的做法,由此减少开支。同时,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采取不同的考核制度,专业人员由同业委员会考评,不再以人事部门为主决定;
(4)改革辞退的办法。
从审查的结果看,一部分职员的技能已经老化,在原来的体制下很难开除人,新的辞退办法修改了一次性补偿等条款,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从而给予管理层更多的用工灵活性。
报酬和福利政策的改革设想,主要包括:
(1)改变原有的等级制度。
当时银行的员工级别十分复杂,共分成28个级别,委员会认为,这种制度已近僵化和造成过度的等级化,所以决定大幅缩减成11级,每级工资的幅度拉宽,从而减少管理层次,促进团队精神和人员的流动,减少行政上的管理成本;
(2)建立市场化的定薪体系。
确定了300多家私人和公共部门(其中三分之二为私人部门,三分之
一为公共部门)作为定薪的参考坐标,以它们的平均值为50,世行职员薪酬的定薪平均值定在75,以此保证世行工资水准的竞争性。
(3)统一工资制度。
改变原来综合工资制与行业工资制并用的混乱局面,转为统一的综合工资制,以此有助于团队精神的形成。对于个别市场薪酬支付水平较高的工种,如基金经理等,实行工资外增加一定津贴的办法,其评估标准是市场支付工资超过世行工资标准的30%,但这部分津贴不列入劳保计算。
(4)增加奖金制度。
世行历史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奖金制度。委员会考虑到市场的变化,决定引入一些激励机制,根据职员表现和业绩,给予一定的奖金补偿。
(5)推行鼓励职员到地方工作的政策。
大幅度提高地方工作的补贴和待遇,鼓励职员到各个国家去服务和工作。
(6)改革退休金制度。
从过去的无限享受型,转为定额享受型。同时,改变了退休金的计算方式,服务三十年满退休的职员,退休金从原来最后三年薪金的90%,减少到75%。因为这两条变化十分重大,所以也采用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在职培训政策的改革,包括:
(1)强化培训投入。
规定全年银行行政预算的5%用于职员的培训,引入一整套的学习计划,加快职员的专业更新;
(2)引进360度的考核制度。
职员每年的考核,将由他的上级、下级、同事共同完成,此外,有可能的话,还要收取客户的反馈,采取综合考核的方式;
(3)改进管理层的培养制度。
以前世行的提干注重专业能力,不注重管理能力,新的培养制度更强调人事管理和团队工作的能力
(4)规定第一次提升为经理,必须通过竞争上岗。
再获提升的干部中,内部调配占30%,市场竞争占70%。
这些改革的条款,对于50年来从未在人事制度上有任何变革的世行来说,每一条都算得上是重磅炸弹。其中,退休金制度的变化更是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注:前后退休金制度的不同:】为了让方案顺利通过,我首先要获得工会的支持。于是,每个礼拜我都要与工会主席素法(jamil sopher)见面,交流看法,取得他的理解。工会对福利和人事制度上的任何细微变化都非常关心,他们当然很支持我把合同工改成长期工的想法,但是对劳保制度的变化就反对得很激烈,我只好一条一条地与他们磋商沟通。
这项改革的预案交到执董们手中的时候,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一次意见征询会上,意大利执董突然宣称,在劳保制度方面,他发现了方案计算上的失误,按照方案提供的计算公式,员工的退休金只有在职薪金的70%而不是75%。显然在会前,他一项项地做了认真仔细的计算。当时在场的沃尔芬森觉得很丢脸,因而勃然大怒,罕见地朝我发起火来。
当时坐在我旁边的研究专家已是脸色发青。银行是一个很严谨而容不得人犯错误的机构,所以惯常有推诿责任的传统,一个错误发生,一级一级地往下推,直到某个倒霉蛋接住那个“烫手山芋”。方案在执董会上被指出瑕疵,已经是一件天大的事件,更何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