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而不是改变旧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保守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将会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大的区别。
与党内改革派的迅速崛起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改革集团也开始异军突起。他们既是中国初期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在中国民间最有力的响应者。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知识界一直是改革最为显眼，也最强大的推动集团之一。虽然也有多次校园运动具有独立批评政府的倾向，但从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改革积极拥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当时，作为一个没有分化的信仰共同体，中国知识界无疑是中国改革最热情洋溢的鼓吹者。最能体现这种热切和兴奋的，莫过于1984年在建国35周年的庆典上，北大学生自发打出的那一幅著名的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民间与中国改革派那种精神上的亲近和契合，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无疑，这是一个充满快乐与期望的时代。在当时的中国，领袖、精英与大众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意见上都达成了罕见的统一。他们被一种前现代社会天真的乐观扭结在一起，人们仿佛已经触摸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胎动，不，它几乎就是事实。中国，正沐浴在改革的灿烂阳光之中。
蹒跚之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对改革的乐观态度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改革的逻辑还没有来得及与旧体制的逻辑发生摩擦。改革，是在旧体制早已山穷水尽因而也就形同虚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所谓特区也不过是旧的行政体制无法顾及的管制边缘。当与传统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中国城市仍然没有与改革产生正面冲突的时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更多的是在享受农民创造的改革奇迹，城市人不再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极端短缺而忍受排队的折磨，也不再为基本食品的匮乏而担惊受怕了。换言之，作为传统经济体系政治基础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还没有感受到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及现实利益上的巨大压力。城市，还远远没有苏醒。中国人仍然是作为一个没有被经济利益分化的同质群体来理解、支持改革的。中国改革，正一路顺风。
然而，在快乐的表象之下，改革与生俱来的利益调整逻辑必然会发生作用，人们的快乐情绪很快将会受到考验。
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以胼手胝足的自由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其效果已经释放到了顶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缩小了的收入差距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开始拉大，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年后的今天。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直到1992年那个具有戏剧性的春天，这个阶段才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宣告结束。从总体上说，这个阶段的中国改革具有令人困惑的两面性。一方面，第一阶段的改革成果继续发挥作用，普遍的收入提高以及对外开放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创造一个个让人目不暇接的消费浪潮，家用电器等象征现代生活品质的消费品开始快速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城市改革开始误入歧途，而以此为起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开始积累。对以权谋私的不满以及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忧虑准确折射了当时中国人的疑惑。实际上，对于中国改革来说，腐败和经济的不稳定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就城市改革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而言，1984年之后的改革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虽然经济的高增长仍然在持续，但增长与改革并不是一码事。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
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在传统的农业领域释放出最后能量之后，农村改革选择了另外的突围方向。中国农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选择增加收入的新途径——乡镇企业。以乡镇企业刀耕火种般的原始与城市工业的先进性较量，结果本来是注定了的。但在那个阶段，乡镇企业却取得了魔术般的胜利。许多人曾经以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经营手段卑劣，将乡镇企业描绘为当时的负面典型，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赢得一场不该赢得的竞争。分布在不为人知的广大乡村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宛若一个个准备向城市发起最后冲击的堡垒，将中国城市紧紧包围起来，而城市却依然深陷于改革的歧路上难以自拔。毋庸讳言，乡镇企业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浪费特征，但这不能掩盖乡镇企业在体制本质上的革命性。中国企业改革的这种路径迂回本来是不必要的，但却没有避免。这一点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中潜在的投票结构是分不开的。在这里，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开始发挥作用。这一场竞争的最后结果强烈暗示：迟至1992年，中国改革中最积极的因素仍然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仍然在体制许可的最大范围内创造他们的奇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自由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激发伟大的经济创造。可以想象，到现在为止，还会又许多中国城市人不能理解，那些皮肤黝黑、憨厚笨拙的农村人怎么在突然之间就赢得了这场战斗？对这个秘密，一位乡镇企业家用他浓重的苏南口音对我解释：城里人实在是享福享惯了。正是这位企业家，为了推销一个产品竟然可以把客户单位的八个正、副局长局长全部拜访一遍。
与乡镇企业凯歌高奏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是对外开放在内容及地域上不断扩展。对外开放由点及面，从几个孤立的经济特区延展到广大的沿海地带，又一次再现了中国近代史曾经出现过的“沿海中国”格局，成为中国最近一轮改革开放的又一片稳固的根据地。沿海中国不仅引进了外来商品，也开始舶取外来文化、精神和制度，并在沿海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与中国农村改革在沿海地带的结合，不仅是先天不足的乡镇企业找到了升级换代的出口，更广泛的加入国际竞争，也使中国本土的自由经济在眼光及意识上开始脱胎换骨。或许，更有战略意义的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分由于这种结合得到了一个更加稳定支撑点，从而成为独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90年代中期，几乎在有中国大城市的市场中，人们都能感受到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主要的国产家用电器品牌几乎全都是这类沿海乡镇企业与外资某种结合的产物。诸如广东顺德、福建石狮这类从前默默无闻的地名，在一夜之间为中国的城市消费者所耳熟能详。
在中国改革的整个第二阶段，中国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在农村的就地流动，即大量农民在本地从农业转向乡镇工业；另外一个则是内地向沿海地区流动。乡镇企业吸收就业人口数量自不必说，仅珠江三角洲一带所吸纳的剩余劳动力就达到1000万之谱。用人口流动的趋势来描绘这一阶段中国的增长轴心是非常贴切的。这种增长的奇特的动力分布与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停滞了鲜明的对照。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改革仍然是农民的改革，其增长仍然主要是下层阶级用汗水创造的增长。
1984年．中国全面的城市改革错误的选择了“放权让利”的模式，这使作为中国改革一项核心内容的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泥潭。由于“分权让利”的绩效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加以衡量，所以其饱受争议和最后无疾而终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不过，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却在“改革试错”的鼓励下不断得以深化。虽然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也取得了同步的经济增长，但并不能说明“放权让利”模式的成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有企业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创造资产负债率的更快增长，这个比率到九十年代初期已经达到了80％以上，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普遍低下的现金流贴现能力，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危如累卵。当然，国有企业在这个时期还创造其他指标的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亏损额（这全部需要一国家税收加以弥补）、快速增长的次品及存货比率。一个县级供销社在清点存货时井然发现，他们的仓库中还有20年前生产的毛巾，只不过一拎起来便碎成一片一片的。荒唐的是，这些存货都仍然被计入企业资产的。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松弛及资产质量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要提示人们：在增长的表象背后，国有企业正在制造着巨大的外部不经济。这种“外部不经济”是不是足以抵消或者超过国有企业同期的贡献，我们无法在数量上加以衡量。但有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直到20年之后的今天，国有企业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痛苦难题，而其在银行中堆砌出的如山坏帐正在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稳定的定时炸弹。这不啻于说明，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改革处于实际上的停滞阶段。
由于国有企业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本质上的官僚特征，所谓“放权让利”实质上是传统官僚体系内部的一种权力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这次改革与前一阶段农民的自发改革不能同日而语，与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权利精神更有云泥之别。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利，那么从1984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长期停滞直至最后变质。由此为发端，中国城市改革一直沿袭了这个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的动力模式。以不受监督的官僚体系之手为全体民众谋福利，其中悖论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种改革逻辑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带给中国的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是周期性放权和周期性收权的钟摆效应。于是，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除了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现在更多被人称为权力资本集团）之外，城市改革与这个术语所要标榜的改革精神已经开始背道而驰。当学术界还在为“放权让利”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民间用简单的“官倒”一词，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足以证实它在民间受到的欢迎。看来，民间话语不仅比学术界敏感，其智慧也经常要比学术界精确。不能不注意到，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城市改革中与“官倒”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这就是城市中的个体、私营企业。这些曾经被称为“个体户”的私营业者，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以填补经济空白。这些人主要成分都是那些被排斥在正规体制之外的城市下层阶级。他们通过长途贩运等最简单但也是最辛苦的方式迅速造成了城市中最初的财富差别，以至于被有些人称为“不三不四发了财”。但恰恰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们却是当时城市改革最具有革命性的成分。传统体制既然无法保护他们，这些身处下层的人们只好自我解放之路。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那个时期主要的体制创新者。在传统的差序等级中与农民阶级几乎一样的卑微地位，使这批人与中国农民具有同样的生存本能及创新冲动。然而，这批人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非常抢眼，但并不构成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流。因为这种民间的自我创新仅仅只被允许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而主流精神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分权”模式。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授权力于官”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像农村改革那样采取直接“还权利于民众”的模式呢？很多人将此解释为一种历史偶然，或将其归咎为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我不能否认中国城市改革模式的历史偶然性，也从来不可能扮演历史发展的先知。但是以上两种说法在解释力上的苍白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官僚分权”模式，是由中国政治的潜在利益和投票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还权利于民”的模式，不仅将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农村官僚是中国官僚体系中的最下层，地处边陲的几个特区在传统官僚体系中也仅仅是无足轻重的边缘。在如今高楼林立的深圳驻足老东门一带回想当时深圳的荒凉，你一定会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在这种传统官僚体系完全无法触及的地方开始。答案非常简单，传统的官僚体系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利益可言。在农村和边缘（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而且是政治上的边缘，比如城镇集体企业）启动改革，不仅不会破坏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还有助于官僚体系“学习”改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