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选择从农村及特区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便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中所隐含的是，给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便他们同意并推动改革。但吊诡之处却在于：官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自动带来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吗？由于官僚阶级在改革中始终垄断了对改革的解释权，他们的确经常这样解释改革并哄骗公众。很清楚，1984年中国改革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体制的一种“故意”，它不是一种经济选择，而是一种政治选择。指出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20年改革贯穿始终的一个隐秘逻辑，是我们理解25年改革的一把关键钥匙。这个秘而不宣的逻辑到今天仍然强有力的支配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而且业已成为当今中国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渊籔。
在一个官僚体制最早熟，历史也最悠久的国家中改革（在这种传统中，官僚体系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不管它表面上如何标榜）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和路径，或许是一种历史惯性。但对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改革来说，显然具有某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讥讽成分。这种改革在财富分配上的不道德、不正义甚至在当时就开始引发了强烈的义愤。
在1980年代末期，随着城市改革进程的艰难推进，中国历史上最新一次阶层分化已告肇始。社会阶层在建政前30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同质结构开始瓦解，受损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新景观。换句话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全体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是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中国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改革了。
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在一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人们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站在“共同富裕”来理解改革，而更多是以“现在是否对我有利”来反对或者支持改革；人们不再以是否促进整体福利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很显然，从现在伊始，改革开始被短期化了，零散化了。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已经发动的“分权改革”逻辑。腐败的规模开始扩大，在性质上也越来越系统化；社会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贫富差别渐次浮现。虽然这些问题在当时不及今日中国之万一，但对一个刚刚从极端强调平等和公正（不管它实际如何）社会中走出来的民族来说，这足以使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变得异常脆弱。1988年席卷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剧烈通胀及抢购风潮，更使民众对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满紧张和不安。改革，已然进入了一个阴云密布的时代。
终于，这种紧张、不安和愤怒情绪在1989年四月到6月的那个春夏之交得到了一次集体性的充分释放。然而这一把冲天大火却是以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烈的悲剧为代价的。它至今仍然折磨着许多亲历者的神经，让人战栗而痛苦。作为社会理想和民众情绪的代言者，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了“天安门运动”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却凸现了这个时代的两面性。
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已经取得改革成果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城市改革中所带来的种种矛盾深深苦恼。他们急切的想找到一个全面系统的方案，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而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快速膨胀的独立意识使他们走到改革前台的心情变得尤为迫切。作为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中枢，中国知识分子以几乎只觉的形式认定，中国改革需要全面、系统的推进。尽管当时许多系统化的、理性的改革方案为这场运动必然带有的抗议色彩和道德义愤所掩盖，但今天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或许还将继续证明），天安门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历史远见。但这种远见与当时中国各阶层的实际需要和认识相比，仍然有相当差距。这就使得中国知识界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必然具有操作上的空中阁楼的意味。
仔细分析“天安门运动”，我们会发现者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借助这场运动，中国民众实际想做的，仅仅是表达抗议，舒缓不安，发泄不满，而中国知识分子却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激进改革方案的全面支持。显然，中国学生所要表达的已经远远超过中国民众所想要的。而能够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道德义愤。一场具有技巧的绝食所激发出的广泛同情，使学生与民众的联盟规模刹那间扩充到了极致。然而，一场仅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来的联盟注定是短暂的。而两种明显不同的诉求在一个必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群众运动中被结合在一起，则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悲剧。
从对政府改革路线的热烈呼应，到1989年直接与政府走向街头对抗，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完成了一个急促成长的过程。这种成长的显著特征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高涨。“文化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摧残，使他们摆脱政府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通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速成”式民主教育，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当时已经构造完毕。所以在与当局在初期改革短暂唱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就在城市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找到了独立表演的空间。他们开始不时以公开和半公开的形式批评政府的改革失误和改革速度，这种批评在1988年年末实际上已经达到高潮。在那个冬天，几乎所有名牌大学的校园中都已经蠢动着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气氛，各色政治沙龙和研讨会接踵而来。胡耀邦的辞世为这种激情找到一条恰当不过的通道，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抗议运动腾空而起。
“天安门运动”与其说是当时充斥中国社会紧张不安情绪的一次集体宣泄，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一次“君子报仇”式的总清算。虽然有表面上的广泛参与，但这并妨碍我们判断：这是一次纯粹知识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包办了这个运动的几乎全部。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主意愿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上不成熟形成了相当刺眼的对比。企图依靠一场大规模的危机来催生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甚至一步而得到民主制度，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大众。中国民众的确在“天安门运动”中提供了支持，但这种仅仅陷于道义的支持却被群众运动固有的热闹和情绪色彩戏渲染为一种联盟。这是一个假象。当时一位学生领袖与西方记者的一次谈话非常准确说出了这个“联盟”的基础，他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比起其他学生领袖对局势的幼稚判断来说，这位学生领袖表现出了难得的清醒。而恰恰是这种清醒暴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将学生与其他阶层联系起来的真实基础仅仅是一种“同情”。仅仅靠一种“同情”而不是靠一种真实的利益认同来形成一种联盟，其达成目标的概率几乎为零。
可以断言，“天安门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从事政治运动的一个顶峰。它同时也意味着全民民主运动这一奇特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彻底消失，意味着民主“危机生长战略”的失败。在危机中争取到的民主，可能因为危机而变得十分短暂。如果不将民主建立在扎实的阶层利益的基础之上，其脆弱性一望即知。
深入“天安门运动”的内部，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困境。作为背景，这种时代困境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内改革分子在第一阶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之后，在第二阶段显然遇到了极大的难题。他们既然无力全面系统的推进改革，便只好在城市改革一开始就构筑的陷阱中原地踏步。由于这一阶段主要是改革派主政，一切社会问题很容易被归咎为改革派的个人过错，各种社会问题的累积实际上就等于是改革者个人“罪状”的累积。改革派背负的这个包袱在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之后，开始变得日益沉重。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对手的伏击圈，剩下的只是时机的选择。这个时机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趋于成熟。改革派的失势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所促成，而是在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相继去职，使中共在第一阶段改革中所确立的主流改革集团元气大伤。除了邓小平仍然能够凭借“总设计师”及“革命元老”的超然地位而勉力维持之外，所有改革派的中坚人物几乎无一幸免。邓的这种孤苦境地特别能够说明，他为什么要在“天安门事件”仅仅过去两年之后便要不顾高龄，只身南下，为他的改革摆出决斗的姿态。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经“89天安门”一役，邓小平虽然还是那个邓小平，但邓的改革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1978年发起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话，那么89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这种变化既出于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出于党内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邓，已不再具有那种克里斯马的领袖魅力。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如此狭隘意义上改革路径，纵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却根本背离了中国改革起初具有也应改具有的道德意义，其未来之险峻、坎坷可以想见。就这样，“89天安门”悲剧决定性地剥夺了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丝理想主义色彩，这场源自1978年末期的伟大革命将彻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变成了一种纯粹但充满野蛮、原始色彩的经济冲动。毫无疑问，这强化了本来就深深嵌入中国改革之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
然而，改革派在1989年的失利并不等于保守派的成功。保守派虽然在人事上取得了优势，但他们仍然缺乏清晰和得力的政策方案。这一点，一直是中共保守精英们的致命伤。
中共保守主义精英分子一开始便以强调经济稳定作为其主要主张，但这一点却始终无法与邓小平已经赢得巨大合法性的市场改革融合起来。这种以行政命令方式实现的经济稳定不仅成本极高，而且与邓小平的市场取向明显冲突。中共保守主义精英在1989年6月之后主控经济政策两年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期间，虽然经济以硬着陆的方式实现了稳定，但其确定的“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等一系列政策，不仅引起沿海开放地区和乡镇企业的普遍反感，也使中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普遍认为在1992年之后才发生的剧烈通货膨胀，实际上早已经在1990～1991年间便种下了祸根。事实是，1990～1991年之间也是广义货币增长最快的年份之一，1991年的投资品价格上涨已经达到两位数。如此看来，中共保守主义精英要想在中国的未来进程种赢得一席之地，只能冀望于更加成熟，更加专业化的新一代传人了。中共保守主义在经济上的明显缺乏章法以及无所作为，使他们在1989年赢得的胜利变得十分短暂和脆弱。
不出所料，蛰伏两年多之后的邓小平以一种闪电式的突袭结束了保守主义精英的蜜月。他亲自上阵，用更加系统的市场观点重新诠释他的改革，简单而坚定的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必须到来。然而，诚如前述，此改革已非彼改革。中国改革开始在中国政治逻辑指给它的那条险路上发力冲刺。
后改革时代
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惊人的爆发力将中国推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以此为起点，13亿中国人被一同送入了“后改革时代”。
正像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著名报道所流露出的兴奋一样，许多中国人曾为这个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彷佛一个新的创世纪的神话就要发生。一切都将按照安排好的寓言结构依次到来。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故事是如此的曲折，这七天又是如此漫长，这未来可能并非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改革之船将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海域中风雨飘摇。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据称由邓小平发明的经典语录，在文化革命中饱受围剿之后，1978年之后却大行其道。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话直白通俗，而实在是因为它扣合了毛泽东之后的世俗主义时代精神。不管这句话是不是邓发明的，将发明权归于邓小平都是名至实归。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领袖中实用主义的典范人物，有人将邓的理论戏谑的概括为“猫”论。这种概括虽然传神，但却很难传达出时代的具体内容。
分析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我们能够发现两个鲜明的主题，或者说两个一以贯之的目标：一是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位的，用邓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而是政治及社会稳定。在邓那里，稳定被看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