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金融体系。按照一种更加通俗的范式，这就是说，中国在这十年中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上层结构。比之1980年代，中国的上层管理结构具有了更加浓厚的专业化色彩。也正是凭借这些在90年代中期建立的资源配置工具，通过对资源大规模行政调配和诱导，中国领导人在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期竭力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勉强维持了改革的合法性基础。由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有垄断性质，中国宏观管理当局吸取资源的能力极其惊人，而这种能力因为民间财富尤其是居民储蓄的高速积累而被加倍放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某种增长和表面繁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奇迹。换言之，这种增长仍然是某种行政主导增长的变异，而不是消费者主导的自主增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对这个增长奇迹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都为这种怀疑提供了有力证据。潜藏于这种增长中的浪费、腐败和低效率将在未来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目前的可悲处境，强烈的暗示了我们未来可能遭遇的经济动荡。
中国上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基本上停顿了，这倒不是说，这个进程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这个进程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党政分离、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产管理，司法体系等诸多方面，中国上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竟其全功。在这里，中国上层结构的改革显然遇到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坚硬内壳。这种迟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90年代后期，高速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压迫性约束，他们已经无暇顾及。与上层结构的有限进展相比，中国下层结构的发育则付之阙如。我们所说的下层结构，是指那种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的，并且具有现代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主体。这虽然牵涉到长期和复杂的文化转型（毫无疑问，这也是社会转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但明显的是，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非常微不足道。相反，这种文化转型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抑。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相称责任意识的公民（企业、组织），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改革视野中（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相反，这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微观基础。一个没有健康、强大的微观主体的经济体系，其前途肯定是黯淡的。当宏观手段不堪利用的时候，这一致命缺陷就会充分暴露它的破坏性。与下层机构的发展相平行，中国横向中介组织和结构的发育也相当滞后。这使中国的现代化体系中又短缺了一根关键的链条，作为沟通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协调社会行动的现代化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环扣，现代市场经济是很难正常运转的。而这种组织也恰恰是历代中国领袖不熟悉因而也最为恐惧的。虽然在这十年中，中国各种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但其基本特色仍然是凭借权力寻租，其功能也不过是增加了一道寻租层次。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中国，一个律师如果没有与法院的“良好关系”，其打赢官司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只有在相当罕见的场合，中国的律师业才具有专业和正义的色彩。当向法官行贿成为律师们的主要工作时，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在从事某种神圣的职业。更多的可能是，人们会想起中国历代以来就名声恶劣的讼棍。律师如此，会计师、官办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也不遑多让。太多的丑闻不仅败坏了这些中介组织的名声，也使社会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心降低到了最低点。这个情况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些组织大体都具有与官方联系紧密的“权力”色彩，但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现代化之路就很可能被完全阻断。从这个角度看，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的判断是相当轻率的，完全不足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的真实凭据。与这些观察者的判断可能正好相反，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并没有得到了市民社会，仅仅得到了数量庞大的原子化个体（100年之前，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仅仅得到了四处泛滥的向野蛮返祖的利益冲动，而由此构成的利益博弈带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它倾向于零和的掠夺，而不是多赢的竞合。这种微观基础组成的经济体，其自我维持和自我生存能力微乎其微。历史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一群仅仅具备贪婪欲望的原始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自动的创造出神奇的现代资本主义。这种神话只存在于某些固执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的臆想之中，从来就没有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中。
如果我们将中国改革比作一场游戏的话，那么经过20多年漫长的改革，我们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被淘汰出局，改革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他们是丛林之中的获胜者，他们因而必须垄断战利品的全部分配。然而，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丛林社会，文明社会的底线不可能轻易沦丧，一旦触及这个底线，社会的剧痛就必然激起报复性的反弹。虽然在1992年之后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我们这一代人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新事物，有待于我们去洞察和辨识，但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逻辑却一直在主导潮流并贯穿始终。换言之，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如果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偏好不是中性的，那么政府的中性就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察觉的是，官僚利益集团的最大化往往被包裹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中性形象之中。这其实就是整个后改革时代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之下，政府行为的两个趋势就变得至为明显。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能（官僚体系经常成为经济增长的经纪，这在政府招商引资的积极表现上体现得非常突出）被不断强化，另外一方面则是，政府提供公共品职能被不断弱化。这种趋势在以后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指出这一点，我们是想表明，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改革（如果它的目标是指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话），并不像其奇迹般的gdp所显示的那样，已然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轨道。其现有的成果，也完全有丧失的可能。现代化之路远不是一条启动了就必然一路向前的历史路径，它完全可能被突然中断或被锁入歧路。对于中国改革来说，后面一种危险相当之大。
中共十六大之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很明显，他们也像邓小平那样，将最为艰难的改革留给了继承者们。然而，新一代领袖们真的就有了更好的历史际遇吗？他们真的就能够为自己开辟新的舞台吗？
第二章 改革死了
改革的终结
2003年5月6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延续了25年的改革时代。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10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1978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鎔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鎔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鎔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