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以确保其经济增长目标不受到损害。邓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背景是为了“防左”，这从邓小平的个人历史经验来看显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在屏蔽了“左”的损害的同时，中国改革也失去了所有的修正可能。于是，中国人便只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官僚政治体系以神圣经济增长名义所进行的任何改革。而经常的情况则是，那些以改革或者经济增长名义所进行的政治性输出往往私下携带着官僚体系对本集团利益的强烈冲动。而这种冲动表现在下层政权中，经常就是野蛮的掠夺。这样，中国的改革中便呈现出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政治权力体系不断加大对社会的输出，并引发各种严重问题；同时，封闭的政治体系的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输入压力，这个压力在进入90年代之后逐渐聚集起来。期望用快速经济增长来舒解这种压力是一种非常可疑的办法，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可以自动消灭这些社会问题。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甚至表明：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掩盖在平均增长数字之下的，往往是不易察觉的相对剥夺感。而正是这种相对剥夺感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转型社会最大的稳定隐患。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是他们天生喜欢寡，而是他们害怕相对剥夺。对于一个特别善于压抑自己情绪的中国社会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那些被剥夺者的忍气吞声，一付逆来顺受的样子。因为这等于告诉执政者，他们准备秋后算总帐。这种沉默的另外一个危险含义是：他们可能采取非制度性的手段来剥夺剥夺者。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固定情节的血腥剧目。相形之下，那种看上去声势浩大，但显然具有娱乐性质的现代游行，实际上并不值得担心。在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已经上升到相当敏感的程度。1995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年收入在1200元之下的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达到1200万之众。任何一个在中国城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1200元的年收入意味着什么。显然，贫困或者绝对贫困这类字眼在这种残酷事实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1994年江苏某报的一篇报道说，某地区由于缺粮，老鼠纷纷窜上车道自杀。寓言从来就不以真实作为基础，这则报道应该也不会例外。但这篇报道中所潜藏着的“缺粮——自杀”的典型寓言结构，则让我们深刻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对未来的严重不安情绪，而这种不安正在激发部分民众对生活的黑暗想象。
很清楚，迟至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社会群体已被抛离中国疾驰的改革列车，他们对改革产生了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症。这种在后改革时期逐渐蔓延的改革综合症严重削弱了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并开始直接威胁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稳定。不过，对稳定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已经初具规模的贫困人口，而来自于我们根本无力舒缓这些贫困阶级的痛苦，来自于我们根本无力阻止这个阶级的大规模复制。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后备军庞大得惊人。大量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所可能带来的失业工人，浪潮一般涌向城市的失业农民，都将在未来某个时候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决定性挑战。对此，有人寄望于中国毫无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看一看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及各级官僚争先恐后加入的世纪末奢侈竞赛，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在道德上，我们都没有做好起码的准备。（当时的一则报道清楚的显露了地方政府在对待贫困问题上的儿戏心态，在号称中国最富庶地区的广州，市政府为了救济3万贫困人口拿出了60万元救济款。显然，这仅仅只具有做秀的意义，因为平均每人20元的救济款大概只相当于来回的交通费用。）
或许，最能震撼后改革时期社会稳定局面的，莫过于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但同样紧迫的利益诉求。他们一齐汇聚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之门，构成对封闭政治体系的空前压力。经过20年改革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已经日益成熟，他们虽然得失不一、诉求相异，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本集团的利益具有第一优先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完全封闭了政治参与的权力体系仅仅代表着传统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多少说明，中国的执政体系仍然沉溺于革命时代的“全民党”幻觉之中。他们似乎无法理解这种新的政治形态，企图用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调和、折中、平衡这些利益冲突。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可能要比领袖的奇禀异赋可靠也可求得多。1992年“十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一个20字方针，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这个面面俱到的方针中，明显凝聚了中共领袖们的某种均衡发展的远虑。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将这种调和诉诸于一种制度。他们仍然准备借助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度过难关。但事实却是，从1992年到1995年，这20字方针强调的重心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从强调发展到强调改革再到强调稳定。这不啻于说明，现有的政治体系已经很难应付远为复杂的利益冲突。一个分化了的并将继续分化的社会，一个大量的冲突资源都已经逸出了传统政治系统的社会，是不能用传统政治刹车的方式来加以调控的。在邓小平的理解中，党内的稳定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但在社会阶层日渐分化的后改革时期，他的这种传统理解遇到了巨大的难题。因为尖锐的社会冲突必然以某种方式扩散到决策体系内部，并在其中导致裂痕。如果不能迅速改造传统的政治体系，以容纳更多阶层的利益表达，改革赖以生存的“稳定”，必将成为一条河床不断抬高的悬河。河床垒得越高，其崩溃的摧毁力也就越大。这大概不需要更多的论证。90年代中期的社会失序事实上已经以中国这一代执政者并不熟悉的方式预告：“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并不足以保证天下太平。因为政治系统稳定与社会系统稳定的传统同步性已经成为过时的皇历。（以上部分为1996年年初所写）
遗憾的是，深嵌于中国改革逻辑中的体制惯性并没有因为巨人的离去而改变甚至稍微放慢脚步。1997年2月19日，中国人目送邓的西去，心情复杂。相信，即便那些反对邓的人也会承认，他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洞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目眩神迷，几乎来不及思考。听到邓辞世消息的第二天，一位年轻人急急告别他刚刚出生的女儿，行色匆匆的从南京飞往深圳。此刻，他神情忧虑，担心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利空给股票市场带来的冲击。这位年轻人正是作者本人。他心理非常清楚邓的离去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不过，仅仅经过刹那间的惊恐和短暂的犹疑，中国的改革列车即加大油门、重新向前。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出现了：在仅仅一天的恐慌性下跌之后，中国股市便止跌回升，旋即在2个多月之后，创造中国股市当时的历史新高。这种走势让所有的人都无比惊讶。然而，这与其说暗示了一个民族已经长大，不再需要伟人的扶持，倒不如说暗示了一种机制已然型构完毕，要加速度地按自己的意愿开花结果。很明显，带有先天缺陷的中国改革正在成为一种定型的制度被巩固并确立下来。几乎与邓逝世同时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一个著名事件，清楚的揭示了邓的继承者们的无能为力。1996年年底，当中国股市疯狂上涨的时候，朱鎔基——这位在邓之后最让人着迷的政治领袖，以他的铁腕将中国股市连续敲出好几个跌停板。但在半年之后的次年5月，中国证券市场就用更加狂热的姿态嘲讽了他。这种结局不仅使邓的逝世显得特别像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也使朱鎔基的铁腕变成了徒唤奈何的笑柄。这个故事隐喻的是，在1990年中期的时候，以权力为核心，以资本为面目的中国权力经济已经发育得相当强大。其典型表现就是各种具有金融控股性质的大型财阀的出现。这种类金融控股公司贯通地方和中央，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面目，正在成为一种“自觉”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自己的利益有清醒的意识，四处搜寻着掠夺的猎物，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999年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5.19”行情，就是这种力量主动“创造条件”大干快上的经典之作。显然，改革本身已经变成一种迅猛向前的畸形体制，邓的继承者必须与它赛跑。这种以个人意志力量为底线的赛跑，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而比赛的范围如此广泛，领导人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了。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97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前20年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逐渐系统化、结构化的呈现出来。城市化进程缓慢如初，农民仍然以天文数字被禁锢在土地上；城市失业浪潮势不可挡；腐败以溃烂的形式四处蔓延，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一直潜伏在中国改革中的病灶正在进入全面发作状态。于是，中国领导人变成了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对“改革”的改革只好无限期搁置。这一时期，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恶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假象开始幻灭，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再能单单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且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个荒诞的经济逻辑在经济史中出现了：不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社会就不能稳定。这并非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者在自我吓唬，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等一系列曾经被速度掩盖的问题就将大白于天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位中国经济领导人在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时候曾经感叹到，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国经济早就崩溃了。这种评价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但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没有7％以上的增长速度就要出大故障，这个经济体不是脆弱到以至于荒谬吗？这种脆弱显然不能用中国严苛的资源约束来解释，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及由改革所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去寻找。有趣的是，由于经济的自发增长机制远远没有形成（中国民间投资从1998年以来一直不能启动就是明证），对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要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必须从财政、金融等多方面加大政府吸取民间资源的力度。而在现有体制下，这种竭泽而渔方式所造成的大部分负担必然落在弱势阶级身上（1998年之后，中国农村、失业等诸问题的显性化，都与此相关）。换言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制造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模式走向最后衰竭的明确信号。
公允地说，在既定的体制舞台上，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可能已经做到最好了。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舞台本身。他们只能在这个体制中，尽可能的利用这个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资源，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至于突然减速和停摆。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使更使这种压力大大增加。我们看到，1997年之后，中国最具英雄色彩的经济管理者朱鎔基先生的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这种努力之中。清楚的是，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这种努力只具有相当有限的战术意义。或许，我们不能渴求于这些领导人，连邓小平本人都望而生畏的工程，我们又怎么能期望那些权威资源远为不济的后来者呢？1980年代初，邓小平在复出之初，曾经一度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到过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在改革顺序上也具有相当的优先性。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最著名的受害人之一（对此他一定刻骨铭心），他有强烈的理由这样做。或许是经济增长在他心理的分量太重，也或许是他想将这个任务留给更为睿智的下一代领导人，邓在这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犹豫了，并最后退却了。无论是从个人的经验及智慧，还是从个人权威所造就的政治位势，邓小平都是毛之后有可能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最佳甚至是唯一人选。如果邓都不能有效约束和说服官僚体系以同意他的全面改造，那又有谁能够这样做呢？但邓可能很难想到，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而历史一旦按照另一种路径展开，其惯性就会大的惊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的继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惯性的囚徒。他们可以做的仅仅是在这个既定的轨道（邓与官僚体制博弈之后所选定的最终改革路径）上延续改革，直到将这个体制提供给他们的所有可能资源全部消耗完毕为止。毕竟，英雄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然而，一个显见的困窘是，后改革时代所消耗的时间越长，资源越多，那么，新一代领导人可用于启动新革命的本钱就越少，腾挪的余地就会越狭窄。，
总的来说，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这十年中，中国建立了一些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管理框架，比如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