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因由。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确顺序应该是，先进城，后私有。但在当代中国城市已经进入排出劳动力阶段的时候，我们怀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的确，在城市不能为中国农民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土地的急骤集中所可能带来的社会苦难是非常现实的。更为棘手的是，我们甚至无法判断，今天中国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能力是不是比民国时期更好。中国城市失业率在90年代后期急剧升高的事实，增加了我们这种怀疑。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在于：它几乎与中国城市的失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放任农民工进城，那么他们就可能与城市失业工人形成生存竞争，如果以提高粮食价格地办法将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则可能对已然非常困苦的城市失业工人构成致命打击。
正是在这种左右支绌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政策。这一行政措施不但没有挽救中国农业的颓势（事实上，中国粮食产量自1999年之后连续四年下降），而且造成中国国有粮食系统3000亿的亏损。这是朱鎔基先生的行政天才几次重要的失败之一。很清楚，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小规模经营困境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得十分彻底，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都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有迹象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表达了他们的突围欲望：“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适度”一词昭显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履薄冰的心态。这种心态，与其说反映了中国新领导者的稳健风格，倒不如说反映了中国农业进退维谷的痛苦处境。然而，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悠然从容”相比，中国的农民却在飞快的滑向深渊。按照中国一位著名乡官李昌平先生的说法就是：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先生为他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触目的证据是，在他曾经管制的乡村中，经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诉他，他们希望早点了结自己的生命。这可不是农民说着玩玩的，就在这位良心未泯的乡党委书记辞官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中，他所在的湖北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自杀。
中国农村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又一次深渊之旅，由于另外一个因素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这个因素就是wto。虽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举出这样和那样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完全没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实却是，在加入wto的当年，中国最具农业竞争力的几个省份就立即发生了“新东北现象”。在陡然面对国际竞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部分农产品开始严重积压，其低下的竞争力被国际市场衬托得一览无余。2004年中国在停止多年之后重新从世界市场上进口粮食，引起世界粮食价格波动。这个有力的迹象表明，中国农民的命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羊毛、油料等产品的价格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只不过，由于当时封闭的市场环境，没有人过多的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险信息。当时的一则报道曾经透露，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90年代中国农业所显露出来的危险迹象被一位美国专家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位名叫布朗的美国学者将他的思考概括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在当时曾经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也强烈的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有关中国农业问题振聋发聩的第一声。事实上，无论是从科技支撑、产权制度还是产业化程度，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农业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个明显的不利因素，迟早都会发生作用。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它会以什么样方式展开以及这场竞争的残酷程度。日本、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农民屡见不鲜的农民抗议画面，为中国农民可能的生存境况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蓝本。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中国的农业人口有接近八亿之巨。或许，中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农民）最终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提醒的是，这个过程可能相当冷酷。当然就目前中国农民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现状看，中国农民的确没有理由惧怕国际竞争，因为他们的处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对入世之后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乐观预测才是正确的。很显然，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假设之上的：中国农民对恶劣的生存水平有着超强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国特殊的农业资源禀赋和落后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有统计表明，仅乡镇一级，为了维持官僚体系的生存，每年就要从中国农民身上“创收”1840亿元。
中国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所谓“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但这个形象的概括却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发生在农村的问题，其根源却在遥远的城市，在盘踞于遥远城市之中的官僚体系。现在已经很出名的农村企业家孙大午用朴实的语言概括了这种状况，他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所说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体系。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媒体中，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有许多骇人听闻的纪录，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真正的导演者是具有强大剥夺性的中国官僚体系，然而，他们却在农民看不见的地方。农村基层官员不过是这个层次复杂的官僚体系中的最低一层，是官僚体系这部噬血机器插入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针头。这个位置注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官员将在官僚机器与底层民众的冲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资源极其稀薄的中国农村，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争夺生存资源，这个角色就必然会带有某种血腥的气味。中国媒体最近几年披露的事实说明，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暴力行为已有愈演愈烈之势。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其残忍和血腥程度令人发指。
通常说来，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暴力手段都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选择。因为这不仅可能带来暴力的抵制，而且一旦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为某种群体性事件，基层干部还可能受到上级的惩戒。李昌平就曾经成为过这种上级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一位村民的自杀事件引起了高层震怒。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外界看来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呢？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农村的生存资源已经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暴力行为发生的频度，实际上就是衡量中国农村生存资源稀缺程度的一个灵敏指标。虽然在少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比较值钱，因而聚敛了可观的财富，但就大多数农村而言，普通基层干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实权的基层领导）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农民邻居相去不远。据我们所知，就是在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基层乡镇干部被拖欠工资的情形也经常发生，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本来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国农村越来越频密的暴力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底层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则是“国家”的疯狂。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服务对象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上级。农民只是他们满足上级需要的工具。当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压榨农民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从国家那里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以及农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这种明显具有暴力性质的压榨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据李昌平统计，仅监利一县，被非法关押过的农民就数以万计。只有当这种压榨不堪忍受，足以激发民变的时候，农民才会以“稳定隐患”的形式进入城市官僚体系的视野。而在平时，农民既不是他们负责和服务的对象，也不会对他们个人前程构成任何损害。正如农民看不见城市官僚一样，城市官僚也看不见这个数量惊人的底层阶级。在那些离农民更加遥远的城市官僚看来，农民不过是他们越来越疯狂的“政绩”攀比的一个工具，是他们维持日益浮滥的官僚系统运转的一个抽象的“税基”。显然，灾难发生在底层，但压力却来自官僚体系的上层。
汉学家杜赞奇先生曾经用“国家经纪”这个独特概念来描述中国官僚体系在基层与农民的互动。但与杜赞奇先生描述的那个时代相比，中国的今天的基层官僚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农民保护者的功能，走到这个谱系的另外一端，彻底蜕变成了“掠夺性经纪”。这种蜕变与中国官僚体系在1949年之后对基层更加成功的控制是一致的。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基层官僚更多的已经不是出自民间的乡绅，而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官僚体系的压力远比来自农民的大。一位河南的镇党委书记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处理不好对‘上’的关系，更是不行，因为‘乌纱帽’在提在他们手上，随时可将你撤职，结束你的政治前途”。正是这位镇党委书记的前任，甫一上任，便大搞政绩工程，又是向银行贷款、又是向农民摊派（其摊派之多，相当于当地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以至于最终激起民愤，导致数千农民围攻镇政府。在他的政绩工程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为进身之阶的时候，这位雄心勃勃的党委书记自己却被村民殴打入院。从这个倒霉的镇委书记的经历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国农村基层官僚的一种激励来源。中国官场中的升迁虽然标准十分模糊，但经济增长（实现这种增长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则是他们向上流动一个必不可少的硬指标。对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官僚体系，这个指标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各级官僚，这个指标则关乎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在短期内制造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对资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于是大肆借贷、摊派、竭泽而渔就成为中国官场中一种十分流行的取悦上级的手法。很显然，中国基层官僚许多荒谬的举止都来源于中国官僚体系给予他们的不当激励。而这种目标恰恰是中国官僚体系最高层以“国家建设”的名义逐级分解、传递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层干部许多看似乖张的行为实在不是他们个人的率性之为。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这种行为为什么会蔓延得如此广泛。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改革的一个隐含逻辑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中国官僚的行为激励中就不仅包括了政绩的极大化，而且也同时包括了个人财富的极大化。财富最大化所引发的自我激励虽然没有政绩激励那么具有合法性，但其激励强度并不亚于政绩激励。经过改革20多年的摸索，中国官僚甚至能够将这两种看似冲突的激励非常巧妙的融合起来，（例如，他们利用公共建设将个人财富和政绩最大化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官僚体系对时代精神的“适应”能力实在让人惊叹。不过，在这种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背后，则是官僚体系对民间财富的极大化抽取。只有这种力度的抽取，才能够满足新时期中国官僚体系在政绩和个人财富两方面同时膨胀起来的欲望。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官僚体系显然更多了一种抽取民间财富的激励。作为中国的政治边缘和社会底层，中国农民是离官僚体系决策过程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个集团。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谈判能力以及信息反馈能力最低的一群。这种地位决定了，农民将是官僚体系利益恶性最大化的首选牺牲对象。当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拮据的时候，这种“抽取”就可能将农民直接驱赶到生存底线之下，制造出庞大的“博命集团”（这是吴思先生一个精彩的发明），此类博命集团在中国2000年的王朝循环中扮演了十分显眼的角色。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进入了一个新的下降周期，农民纯收入增速急剧放缓，大幅落后于gdp增速，其中 1997年为增速8.5%,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进一步降到了2.1%。这远远落后gdp的增长速度。不过，几乎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是1998年？其实原因非常简单，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