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开始在国内发作，官僚体系维持经济增长的压力骤然增加，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这种压力的一个后果。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压力通过官僚体系逐级转嫁，最终落在了最弱势的农民头上。所以，农民收入“选择”在1998年开始下降，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结果。由此观之，农民收入实在是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在中国改革之前，官僚体系对中国农民的抽取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实施的。有人曾经计算过，1952年到1986年，中国官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名义从农村抽取了约7000亿元，这笔在当时十分巨大的财富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国家工业化，是当时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为各级官僚默会的政绩依据。改革之后，这种抽取并没有停止，只是口号变成了“经济增长”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单纯的行政抽取变成了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抽取。据中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估算，改革之后，仅仅通过无偿义务工，国家每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1000～2000亿元。同样是这位社会学家的估算，1985年之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农村教育的拨款（中学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学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农民自筹经费，这一项“改革”，国家又从农民手中每年隐性“改”走了300～500亿元。难怪有人将中国农村税收政策讥讽为“负累进”制度。如果加上诸如金融等更加隐蔽的市场化手段，国家以“改革”和“经济增长”名义从农村抽取的则可能是一个惊人之数。体现在统计所谓比例上则是：农村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而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占9％；与此同时，农村为国家银行系统提供了1/3的存款，却只得到了1/10的贷款。这等于是在说，改革前后，中国官僚体系对农村的抽取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只不过名义变了，手段变了。这一点，并不能因为农民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盖。改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的农民状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却遭到了更凶狠的掠夺。
这个结论可以从80年代中期之后，农民与其他阶层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接观察到。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先生由于集资而遭到了拘捕，表面上是因为他违反了某种不合时宜的金融法规，而实质上则是他妨害了某种“国家能力”，因为金融这种配置资源的市场手段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官僚体系从农村抽取资源的一种行政渠道。理解了这种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完整的理解孙大午的遭遇。也只有将农村统摄于改革时期整个官僚体系的框架中，而不仅仅是把农民局限在与基层干部博弈的框架中，我们才能完整的理解今日中国农民的困境。农村问题，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本质上都是一个城市问题。这种本质，在中国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表现得极其尖锐。城市化，究其本意就是将农民城市化，而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则是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根本。然而，恰恰是这种资本，却遭到了无情剥夺。粗略的统计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政府通过征地（实际上是一种强买）剥夺了农民至少5万亿之多。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规模巨大，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动员和组织成本极其高昂。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压力集团。他们受剥夺的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官僚集团的良心和自我约束。但中国2000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中国近20多年改革时代的体察都告诉人们，这是非常靠不住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否则，对官员有着最为完备的道德训诫体系（里面充斥着亲民、爱民以及自我约束的劝谕）的中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破坏性的王朝更替了。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他们也经常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农民的这种驯顺性格上。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贱民，但如果超越这一底线，中国农民就会立即显示出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面目：暴民。贱民和暴民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间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或者根本就是一体两面，角色的转换瞬间就可以完成。承平时期压榨贱民，危机之时防范暴民，中国官僚体系2000年以来的基本职能总是在两极之间来回摇摆。走出这个怪圈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民变成拥有平等法律权利的现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号称进行了20多年现代改革的中国，无论是在统治者那里还是在被统治者那里，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意识的萌芽。一位社会学家在与中国河南省的某个地方当局探讨艾滋病人（这个地方地农民由于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规模感染）的救助时，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答复相当令人震惊：“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他们？这些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地方官员对农民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不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一旦危机席卷，农民仍然会扮演他们反复扮演过的传统角色。暴民是临时聚集在一起的破坏集团，没有长期的组织目标，不善于谈判，也不屑于谈判。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破坏和颠覆。1993年的时候，中国出现过一本争议极大的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在书中，作者将中国的八亿农民比喻成“活火山”。火山平时看上去与其他的山头没有什么两样，恰如今日沉默、厚道的农民，但一旦开始喷发，就会在短期内发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暂、猛烈、无明确先兆的特性而言，将中国农民比喻成“活火山”无疑是神来之笔。有人将阻止火山爆发的希望寄托在压制农民的结社权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与农民集团的疏离上，以为如此一来，农民就只有在分散状态下逆来顺受的份，但这恰恰是危险所在。因为暴民集团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严密的组织，也不需要什么长期目标，他们甚至也不需要所谓精英人物。把他们聚集起来仅仅是一种共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号，一个莫须有的谣言，一个敢于登高一呼的山大王，就能够在刹那间掀起风暴。事实上，从中国过去十多年中连绵不断的小规模的暴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座活火山又一次周期性活动的迹象。毕竟，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久了。他们发动了这一次的改革，却在半途中又一次被改革抛弃了。一位研究人员在将南非的各种数据与中国比较之后惊讶的发现，中国农民受到的虐待远甚于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结论说，农民是中国一个被隔离的“种族”。巴尔的摩日报记者frank langfitt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他说，在他访问过的一个湖北农村中，有38户家庭由于无力缴纳税收，被当局拆除了房屋。最后，这些农民不得不跟他们的家畜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相信，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只是一些极端案例，但这种事情发生改革25年之后的中国，无疑对中国农民的整体现状具有极强的指标性意义。这种文明社会很难容忍的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中国农民的现状离我们在理论上推导出的那种“贱民”究竟还有多远？这个“卑贱的种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们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上？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暴力技术以及迅速的赈济能力，或许可以遏制造反行动的大规模蔓延，但以类似种族隔离的手段长期将农民阻止在财富和权利之外，则无论如何是不人道的。而这种对农民的排斥最后所导致的对现代化的阻断作用，已经被中国近代历史多次见证过。到目前为止，就我们阅读和亲历所及，中国农民还仅仅将他们的愤怒集中在他们看得见的基层官僚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2001年最后一天，江西万载县发生伤亡惨重的鞭炮爆炸。当有记者问道“为什么要从事如此危险的职业”时候，村民们的回答令人震惊而又悲凉：与其饿死，不如炸死！这个极端的案例说明，中国部分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间而已。对生存境况这种清醒而又绝望的自我意识，实际上证明，中国农民已经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发出了愤怒的质疑。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是“与其炸死，不如战死”。对当局者来说，这已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它强烈暗示，在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又一次被驱赶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会在我们这个让人眩晕的中产阶级时代幕后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吗？
1932年，一位美国青年怀着由来已久的好奇来到了神话中的中国。然后，他在北京租下一座豪华的宅院，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汉学巨擘的费正清先生。多年之后，费正清先生是这样为同样好奇的美国人解读中国神话的，他说，他看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另一个是都市中国。这两个中国有着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评论说，如果日本人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的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费正清先生“两个中国”的发现是如此的锐利，以至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风靡一时的重要范式。令人悲哀的是，70年过去了，这个范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释力，吸引着我们这些后辈晚生的注意。难道我们真的还停留在费正清见证过的那个时代吗？抑或，它们仅仅是相似而已。
塔吊上的农民工，悬空的阶级
陈荣祥无意中做了一次新闻人物。为了讨要工资，他爬上了位于北京一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伙计们打工的地方。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个小时之后，陈荣祥如愿以偿，为他的几十位民工兄弟讨回了工资。最后，这位65岁的老人用一个令人吃惊的动作结束了这次“示威”行动，他颤抖地双腿跪下，口中连连有声:“给各位添麻烦了”。陈荣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 2003年11月3日，地点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这之前，在中国的各个大城市条中已经有一系列类似的新闻发生。民工们以自杀的姿态爬上闹市最醒目的高处，或申诉冤屈、或讨要工资。这种在2003年渐成“时尚”的抗争方式被媒体形象的归纳为民工的“跳楼秀”。很难判断民工们这种有点“超限战”意味的行为是不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模仿到的，但各地民工纷纷采取这种以命相博的表达方式则证明，他们在都市中的生存状态正在急速滑向底线之下。毕竟，这种独特的“广告”方式中包含了很高的生命危险。陈荣祥就是这样无意中成为又一篇“都市新闻”的主角的。在平时，陈荣祥们是很难被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媒体注意到的。只是当城市中又发生新的刑事案件的时候，人们才会偶尔联想到他们。所以陈荣祥们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来唤起人们的关注。不过，以生命为赌注的广告方式并不是陈荣祥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姿态，他们更典型的姿态是：下跪。陈荣祥一个无意识的下跪动作，将中国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艰难和屈辱刻画得淋漓尽致。2003年一系列农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出马为一位重庆农民工追讨工资。
像陈荣祥这样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城市新移民，在中国的都市中已经聚集了一亿之众。无疑，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据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考证，中国今日之农民工可以在很早以前找到它的对应物，中国唐代即有“雁户”。“雁户”是对那些往还迁徙于故土与异乡之间的民户的称谓。由于其习性与因季节而迁移的雁相近，故谓之为雁户。就这种生活习性而言，今日的农民工一族与古代的雁户的确有神似之处。不过，无论就原因、规模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农民工都与中国历史上的“雁户”不能同日而语。
1949年之后，毛泽东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将农民成功地禁锢在土地之上。农民获得了土地（不久之后就被“共产”掉了），却失去了自由。长达30年禁锢以及生育政策的失误，使中国的农村中囤积了巨量的人口。这个堆积在土地上的人口压力，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后开始逐渐向城市释放。从1979年农村改革到90年代初期，农民向中国城市释放人口压力的过程是缓慢和有节制的。早期农村改革的奇迹让中国农民误以为，只要他们在自己狭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细作，增加单产，就可以继续保持他们温饱闲适的农耕生活。所以在这一时期，城市人们看到的农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类的“技术移民”。可以说，他们主要是受到比较利益的诱惑而主动进入城市的。但中国农村严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进的市场化逻辑，很快就显示出了其本来的狰狞面目。中国农民发现，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幸福时光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觉，继续留在土地上，可能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从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以势不可挡的主动姿态冲击城乡户籍界限，向城市移民的速度骤然加快。转折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