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数从前几年的低位突然爆增到4000万。这个数字在92年之后逐年膨胀，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达到8800万之多。与80年代的民工相比，现在这支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群落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因为他们是迫于生存压力而不是比较利益而离开土地的，他们是再也回不去的一群。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城市人。他们是没有过去的农村人。这也是为什么92年之后的农民工大多云集在凭“身体”吃饭的低级工种上的主要原因。1994年春节前后，当北京市民突然发现“源源不断的民工从地铁口涌出，从各路公共电汽车上挤下来的人流，向站前广场猛跑”的时候，《北京日报》以忧虑的笔调写道：“民工潮，一个跨世纪的难题”。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新闻标题。但作者恐怕很难料到，跨世纪的十年之后，这个难题已经被抹上了越来越悲观的色彩。让我们用数字来描述一下这个难题的现状。即使以最低的城市化比率60％计算，中国还将有三亿农民移民城市。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在这片土地上再建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工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跨世纪难题，而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在世界历史上几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从容地度过这一过程，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中国农民在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深重的困境显示，中国城市可能正在面临着一次更加凶险的人口洪峰。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这个在平常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底层阶级，一旦流动起来，就会立即凸现出它的威慑意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才是代表中国农民重构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于是，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中国农民工的问题。
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外乎如下几途。一是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让农民在土地上自生自灭，周而复始地演绎马尔萨斯式的冷酷故事。这个毛泽东的办法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被证明是失败的。否则，邓小平的改革大概也不会发生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第二个办法是所谓的就地转移。这就是在中国农村普遍试验过的乡镇企业之路。这个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发现并推广过的农村改革路径，在中国80年代终于开花结果。其迅速的崛起，引发了无数人的好奇心。出于某种误解，一些海外学者对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模式推崇备至，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公平的说，沿海乡镇企业在整个80年代的确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始料未及的作用。资料显示，在1978~1986年之间，乡镇企业创造了5700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居功之伟。这激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热情，以为中国真的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种热情很快就为90年代之后的事实所冷却。1993年之后，中国乡镇企业以每年7％的速度倒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急剧减弱。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曾经预言：“90年代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技术升级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乡镇企业排出（注意，不是吸纳）劳动力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乡镇企业作为80年代城乡分割的特殊环境中发展期来的特殊工业模式，其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渡性功能将告一段落。形势的发展显然比我们的预期更加迅速。现在，即便在沿海地区，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也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他们大多数消亡了，少部分变成了私营企业。而在内地农村，那些一度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更成为见证中国农村又一次“大跃进”的历史遗迹。“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在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破灭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很难脱离现代化的一般轨道而另辟蹊径。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实现他们与现代化结合的梦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起来的唯一起点，就是他们十分陌生、甚至恐惧的城市。但恐惧归恐惧，生存的欲望将压倒一切。这个压力将最终碾碎中国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之恋”，驱赶他们义无反顾地涌入城市。城市，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第三条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事实上，80年代主要指向乡镇企业和沿海地带的人口流动趋势已经为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所取代。在转了一个大弯之后，中国被重新纳入现代化的既定轨道。90年代之后，中国大城市中澎湃汹涌的民工潮正是这一铁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展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城市是不是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职位，中国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备了接纳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须的宽容精神？揭开所有思维上的迷乱，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这里。除非我们对现代性存在另外一种理解，那么，中国的所谓农村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城市问题，是中国城市能不能，愿不愿为这些乡下人提供温饱生活的问题。
30岁王福林是贵州（这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的一位农民，为了孩子的学费和父亲的医疗费，准备到2000公里之外的杭州打工。一路上，老实巴交、战战兢兢的王福林经历了小偷的抢劫、警察的嘲笑。当两天之后终于到达杭州火车站的时候，他身上的最后一点盘缠也被当地的地痞洗劫一空。情急之中，这位绝望的农民攀上了一个20米高的巨幅广告的支架上——这是为一年一度的西湖节准备的广告牌。面对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着想唤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他听到的是罗马斗兽场般的兴奋尖叫：“跳，跳！”，“你跳下来的时候，跳漂亮点”。王福林真的跳下来，摔断了肋骨和髋骨。带着惨痛的记忆结束了他的城市之梦。与那位北京的农民工陈荣祥相比，王福林是不幸的，但却更能代表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普遍遭遇。
民间日常用语往往比学术概念更能传达事物的本质信息，“农民工”就是这样一个包含丰富社会学含义的日常用语。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对这个词语做出了非常经典的阐释。他说，“农民工”这个词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职业和身份的混合物。“农民”是他们的身份，“工”代表他们的职业。显然，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贬义的称谓，其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管“农民工”现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是低贱的“农民”。中国城市对农村移民的歧视在这个充满蔑视的命名中就开始了。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农村移民在城市中的大规模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农民工”这个名词却沿用至今。距离的接近不仅没有销蚀隔阂，相反却赋予这个名词以更加具体的含义。现在，“农民工”这个词已经更多的与愚昧、狡诈、犯罪联系在一起。至多，他们只是供人们怜悯的对象。江苏省一位共产党的高级法官在总结她的一次调查时充满敌意的说，在她调查的地区中80％的犯罪纪录都与“外来人口”有关。她所指控的“外来人口”显然就是“农民工”。这部分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却是与另外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民在中国城市中所受到的无所不在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城市人口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更体现在行政当局的制度性排斥中。为了保护城市人口的就业，中国许多城市行政当局在90年代中期之后，制定了诸多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文件明确规定了“农民工”不能参与竞争的职业。虽然近几年来中国与“种族隔离”毫无二致的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但它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为更多新的隐性壁垒所抵消。在一次规格非常高的户籍改革讨论会议上，当某省主观官员提出他的户籍改革方案时，他遭到了中国几个最大城市领导人的激烈反对。中国城市领导人的意识如此，体现在政府政策和制度上的歧视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社会工作者喜欢将这种排斥称为“集体排他”，但在中国称它为“制度排他”可能更为准确。这种制度排他与中国城市人口的“个体排他”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城市对外来农村移民的巨大排拒力量。这种排斥有时候是以惨无人道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一位向建筑老板讨要工资的农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残忍的砍断了手筋。
对中国农民工一份调查显示：改革之后，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再次外出务工的比例反而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少约6成，而在改革前的一些时期，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外出务工的这个比率高2.3倍。对这个调查，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但有一个结论则可以肯定，农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并没有什么显著改善。许多其他的关于农民工态度调查也证实，进城农民工返乡的意愿相当强烈。这说明，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中与他们在落后乡村中的生活质量可能相去不远。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城市只是他们人生一个短暂的驿站，而决不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终点。他们在城市中，依然以地缘的纽带构筑着一个个乡村共同体。从农村到城市，只是从底层的一端走到了底层的另一端，地理位置的改变并没有使他们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向上流动渠道。在遍观北京农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后，一位作家愤然写道：
……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这位作家的观察是准确的。他暴露的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在中国城市，农民工受到的不仅仅是歧视，而经常是一种赤裸裸的虐待。在春运拥挤的列车上，在市容纠察取缔街头摊贩的行动中，不由分说的使用暴力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的行为已经为我么你所司空见惯。“习惯性暴力”虽然远远不止于落在农民工头上，但尤以农民工为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期望他们回报城市以勤奋、诚实，变成守法的公民吗？如果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文明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必然要到来的新成员，那么，中国就只能永远是农民的国度。一位中国学者说得好，中国农民的要求歧视非常简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不过，中国城市管理者对农民在意识和制度上的排拒，并不是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唯一障碍，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碍。只要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中国农民都会凭借他们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挤入城市。哪怕是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厂”打工。所以，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中国城市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看不到希望。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这个软腹部开始的，但不幸的是，农村改革的成功并没有激励城市改革的进一步加快，相反，却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剩余，使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异化获得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可供攫取的资本“剩余”，中国城市可能早就被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中国改革得路径选择也可能比今天要健康得多，其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也可能比今天的要宽广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对于中国整体改革究竟是祸还是福，是在是一个未定之数。或许，这需要今后的历史来下结论。但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异化不仅是中国城市自身变得日益虚弱，而且也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到位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这一点，一位美国学者严肃的提醒到，“……如果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经济改革基础的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却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问题而终结，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这个预言中的不幸，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并结出苦涩的果实。虽然中国的gdp制造机仍然在高速运转，但年年攀高的失业率和每况愈下的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都为中国的gdp”奇迹投下了极不协调的阴影。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中国是一个很难用常理看待的经济政治实体。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失业趋势以及第三产业的增长趋势（这是一个容纳就业最多的产业）都已经表明，中国城市的就业容量正在接近极限。在中国城市中的耳闻目睹可以部分证实这种理论上直觉。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中国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力量就将是无法抗拒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因素。事实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城市人口被迫向农村转移的情况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中国农民问题专家温铁军将这种人口逆向迁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是中国文革期间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压力而迫使年轻人离开城市的一项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挂着意识形态的幌子，但其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