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今天的中国新中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将那个时候的中国称为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出现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不能被等同于中产阶级社会。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离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可能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事实上，上个世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过早夭亡的直接肇因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分配上的极端不平衡。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上在1949年的突然断裂。当今天中国的大学教师在津津乐道当年胡适们的薪水是如何了得，并以此来讽喻时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大学教师超高的生活水平恰恰是对那个旧时代贫富分化的最贴切描述。在那个时代，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是一小撮，是中国广大人口中的极少数。讽刺的是，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1949年。这是不是在暗示，经过25年艰苦的改革之后，我们正在迅速复制一个旧时代的阶级景观？1949年之前中国掠夺性的分配体制不仅导致一场血腥的革命，还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滑向另一股极端的轨道。这个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苦涩而又诡谲。它告诉我们，由中产阶级而至中产阶级社会的道路，相当崎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仅仅是刚刚站在上个世纪同样的起点上。要想竞其全功，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造，决非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可以促成。更何况，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晴色彩的猜想呢？当有人列举各种数据言之凿凿的告诉你，中国经济还可以稳定、高速成长30年，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在未来达到多少多少亿人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缜密的科学结论，那可能是一种无知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种阴险的诱拐。在所有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肯定的前景，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实际上，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一种推断：如果中国改革中隐性的分配逻辑已经定型，那么，中国中产阶级的命运也就早已经注定。由于存在着一个顽强而稳固的掠夺性分配体制，所谓中产阶级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两极社会的欺骗性点缀。换言之，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新中产阶级（就像我们以前以及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但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新中产阶级的社会。
从更加直接的动力来看，中产阶级社会的勃兴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关系紧密，其中现代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急剧扩张功不可没。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以专业知识为职业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正是批量创造中产阶级职位的温床。让人不安的是，在全球经济分工日益明确和稳固的今天，先发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能不能在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中复制，却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本世纪之初，中国凭借几乎完全失去价格弹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又争得了一项世界性得荣誉：世界工厂。在许多人陶醉于这个最新成就的时候，我们却有理由忧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不是已经被固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最低端，中国的中产阶级职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流向其他国家？在概括中产阶级兴起的产业结构原因的时候，有人曾经将其归结为所谓“产业软化”。但观察中国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却在反常的“硬化”。这个趋势中隐含的一个后果大概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中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却需要大量的血汗劳动力（我们经常用毫无感晴色彩的术语称其为廉价劳动力）。无疑，在中国的社会版图中，中产阶级市今天最为抓人的一面。不过，当我们为这种情景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那仅仅是中国的一面，而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与那个巨大背景的对比。这就是所谓世界工厂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所呈现出的真实面相。
中国的这种产业结构特点，固然是受到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挤迫以及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的影响，但影响最烈的莫过于对国内公民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剥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从对国内公民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荒谬的限制中（这尤其表现在各种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限制中）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剥夺虽然换来了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官营企业的过度投资，换来了超高投资率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增长，但其代价则是民间经济、国内经济自主成长能力的长期萎缩。更加确切的说，由于制造业投资在创造gdp上的显著功能，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制造业投资（不管是外来投资还是国内投资）严重的成瘾性依赖。这显然极大的抑制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成长空间。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恶性传统，但这种传统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中表现得同样明显。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容变成了“宁赠友邦和权贵、不予家奴”。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走向某种危险的极端。1997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这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断减少。在所有我们听说过的经济增长案例中，这无疑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反常特例。如果这个现象已经构成一个被锁定的趋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悄悄的达到了它的顶峰？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可以在一个服务业份额不断萎缩的经济体系中出现。
不过，这不是中国服务业的唯一隐忧。简单的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所谓服务业实况，我们就不难对中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发展潜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种流行的调侃，中国的服务业大概就是餐饮和带有暧昧色调的发廊的集合。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说，“中国发展服务业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你给我按摩，我给你按摩，保证服务业能够大发展，而且比美国人的生活舒坦一万倍。”这个绝妙的“经济主张”或许的确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显的是，这种建立在独特国民性基础上的服务业，恐怕很难哺育出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上的畸形。
新世纪之后，中国城市中的住房、汽车、旅游等各种中产阶级消费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些消费人群的背后，一个陌生阶级的身影似乎已经翩然而至。这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产阶级想象。这种想象，对长期困扰与内需疲弱的中国的经济来说，无异于买到了一份未来的保险。在2004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将在2010年达到1亿之后，紧接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亿个中产阶级家庭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不用问，这是投行经济学家为投资者们开出的一份中国经济增长的期货。中产阶级人口与消费市场规模之间直观而富有魅力的换算关系，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关注。所以，当他们在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测算潜在消费市场的规模。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消费社会的兴起密不可分，呈现高相关性。在许多人看来，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消费阶级，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完美结合。如果说人们在中产阶级其他特性上还存在什么分歧的话，那么对中产阶级在消费特性方面的认识则几乎完全一致。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这种贴现和夸张性格，在中国初起的中产阶级消费浪潮中得到了一脉相承的贯彻。我们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世界的中产阶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发生学的角度与国际资本关系紧密，也同样是因为他们在消费特点上与世界中产阶级的神似。远东经济评论在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大型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趣味上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已经与世界其他中产阶级完全接轨。消费，既是中国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外在阶层标志，也是他们内在的共同意识。在消费上制造差别，并赢取社会声望，消费上的前卫性就是中产阶级们必然要追捧的。的确，消费上的进取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和示范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经讽刺中产阶级说：中产阶级只有生活方式，没有生活。但不管中产阶级的在生活方式上多么俗气和做作，但他们在推动消费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后在消费上的表现完全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爆发力。不过，诚如我们前面对中国中产阶级总体规模和未来发展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爆发力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消费爆发性增长之后的长期停滞，我们已经在彩电等其他家电产品市场上看到，它们会不会在汽车、住房等商品市场中再现呢？在某个短暂时段中的集中消费浪潮，可能与中国的收入结构以及独特的国民性格有关，但却可能造成中产阶级社会正在按照某种历史必然性准时到来的错觉。零碎的事实和大胆的猜想，是中国时下中产阶级想象的两个主要来源。
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张则肯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寄予的巨大经济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与这种期望相比，中国社会（主要是中国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当然的味道了。在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论述中，中产阶级一直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的标准政治形象。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与他们的阶级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识。所谓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就是对中产阶级意识的一种形象概括。显然，这是出自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不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这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文化条件有关，也与中产阶级自身的规模和素质有关。彼中产阶级并非此中产阶级，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这不惟是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极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价值倾向。他们从来就不真的相信什么，他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规则，同样也不相信市场。他们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哪怕这些实惠可能违反任何一种正义准则。当我有一次谈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时候，一位中产阶级博导冷漠的说：这很正常。我闻之大骇。显然，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在乎把中国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试验场。中国中产阶级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级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国中产阶级中相当流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的信徒。当他们自己成为这个主义的牺牲品的时候，他们立即就会激进的反对这个主义。因为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虽然十分模糊和分裂，并且具有某种异端和体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仍然隶属于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考虑到中国改革是官僚内部的分权过程，中国中产阶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称作中国改革中的“权力经纪”，换言之，他们是带着体制外面具的体制中人。他们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边缘来回游弋，以期毫无成本的博取改革红利。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干部。这说明了，中国中产阶级与垄断性权力体制有密切的勾连。私营业主如此，新中产阶级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与政治特权不大光彩的干系，在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其实不是什么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新生事物，而是脱胎于旧体制的旧官僚。在第一批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短暂的自由放任时期崛起的第一批老中产阶级，非常类似于米尔斯描述过的美国老中产阶级）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迅速的衰败之后，中国新中产阶级的面目越来越趋近于传统官僚的脸谱。无论他们带有何种职业面罩，他们更多的不是属于市场，而是属于旧权力。在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但从其主要的来源看，他们仍然是在演绎某种集体的命运和阶级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国中产阶级就不可能不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人格。他们以顺从特权为本阶级的天然品格，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他们的机会主义计算。令人厌恶的是，他们经常将这种品格标榜为成熟和理性，并以个人的成就来证明和炫耀这种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这种品格，中国中产阶级成为某种得势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就不足为奇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