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要工具。显然，在工人和农民逐渐成为异己力量并随时可能掀起反叛运动的时候，中共正急于寻找自己新的阶级基础。在中共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就正是这样一个大有希望的新阶级。没有领会错的话，中共最新意识形态“三个代表”中的所谓“先进生产力”指的也是这个阶层。由此，这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新阶级终于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寻找合法性资源的中国执政者之外，中国学术界也对中国中产阶级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们以一种古老的想象，将中产阶级描绘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描绘成一个新社会主流价值的维系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在他们那里，似乎没有中产阶级，国家就没有未来。就倾注的“热情”和标榜的程度而言，中国中产阶级正是由中国学术界“发现“并“推荐”给中国执政者的。那么，中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它真的像中国执政者和中国学术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具有扭转乾坤的神秘力量吗？
与边界明晰的传统工人及农民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级虽然已经成为中国都市媒体中的主角，但他们的阶级形象仍然异常模糊。就连那些天天谈论着这个阶级的中国知识界，也似乎只是在谈论着一个他们并不知道在哪里的东西。当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论来自西方经验的西方中产阶级。至于在那些浅薄而狡猾的中国媒体那里，中产阶级则完全沦落为一种具有十足引诱意味的商业广告。中产阶级对当代中国的巨大诱惑力，可能正是来源于它的这种朦胧。神秘的事物之所以充满诱惑，乃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陌生。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热烈追逐，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究其原意，中产阶级与其字面相去不远，指的是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如果仅仅是这样，中产阶级就失去了它的现代意义。因为这样的中产阶级，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寻找到。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指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现象，即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分工的日益复杂，许多先发国家都出现了中间阶层逐渐膨胀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这个成分复杂，分布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广泛职业中的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企业层面上，它是传统企业逐渐科层化的产物；在政府层面，它是政府功能日益复杂化，统治者大量分权的产物；在社会层面，它则是中介机构日趋重要和发达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分布在这三个领域中的现代中产阶级实际上都可以找到它的传统“原型”：在企业中，他们是老式的企业主，在政府中，他们是中下层的各种官僚和代理，而在社会中，他们则是像传统律师这样的中间人。现代中产阶级虽然在职业分布上已经演化得相当复杂，但从这个角度回溯，它们的谱系仍然是非常清楚的。总体上看，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和精密化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结果。它们是连续的，而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新事物。现代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现象并成为社会学家高度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因为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日益膨胀并逐渐成为人口主流，更是因为这个阶级在主流意识以及社会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新意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意识上所表现出的某种保守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上的新意义，使传统的尤其是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陷入了困境。）米尔斯在他那本经典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曾经仔细分析过美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化过程，他以富有“社会学想象力”方式洞察到，大量出现的白领阶层正在取代由中小企业家、以及律师、医生等最传统的职业阶层而成为美国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职业声望、收入、工作方式以及自我意识上都由有别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无能在什么社会，也无论以收入或者其他什么维度，我们都很难对中产阶级作出具有分析意义的精确定义。基于此，米尔斯的“白领”概念可能是一个最富解释力的值得继承的视角。白领涵盖广泛，但仍然有一个可以大致概括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从事某种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他们是凭借知识和脑力，而不是传统的体力来完成他们的职业行为的。只有在白领这个视角上，我们才可以比较有效的观察和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否则，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就可能成为学术上的一个陷阱。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以及封闭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向开放经济体系的转型，几乎是在同一时空中展开的。这些转型在其他先发国家中则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其中许多方面（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甚至是其他先发国家从来就没有遭遇过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发端并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中产阶级也就在成分上呈现出繁纷复杂，新老并存的局面，对应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老中产阶级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中，齐齐出现在中国社会中。他们中既有由于市场机会突然开放而迅速生长起来的中小企业主，也有存身于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中的领薪白领，也有仍然寄生于传统体制中的各种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这个在短短20多年中突然崛起的阶层，来源复杂、背景殊异，但他们往上区别于位居社会顶端的各类精英，往下区别于庞大的下层体力劳动阶层。正是在这样一个模糊的边界上，我们勉强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新的这个中产阶级。循此脉络，我们可以非常粗略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根据陆学艺等人编撰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即知识分子阶层、国有、集体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少量在外资企业中服务的经理人员的加总，大致就是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如此，这个阶层的人口总量应该在 8500万左右。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这尤其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在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考虑到这个特点，如果我们扣除在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中西部中等城市的这一部分职业人口，我们上面按职业划分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能要因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据此，综合收入和职业这两个确认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因素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5000万，其在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率不会超过7％。如果以都市媒体刻意渲染的那种所谓“有房有车”的生活方式（中国浅薄的媒体经常将中国的富人等同于中产阶级）标准衡量，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可能就更会少得可怜。我们这个估计虽然十分粗糙，但不至于太离谱。当然，如果我们将这些中产阶级人口全部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沿海特大城市，就可能产生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蔚为壮观的错觉。事实上，集中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的确具有某种“展览”作用。许多西方观察家正是通过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橱窗”找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有趣的是，外部观察家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上述地区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了。从19世纪中期中国被彻底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每遇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外部观察家都在像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沿海地区“找到”过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中产阶级。西方旅游者和记者为此留下过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而那些对潜在市场天然就具有敏感和想象力的西方商人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描述更是不绝于书。
一位外国观察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时，曾经这么写道：“中国共产党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处于全球性萧条时期，农民遭受着饥荒、教育和医疗的缺乏以及国际丝绸、烟草和棉花市场的衰颓。相对而言，中国城市的生活相当好。根据历史学家jonathan spence 的描述，‘中国男人开始穿戴商业西服、礼帽或布帽，年轻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相当舒适，而且外国人发现在中国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舒适。’”这个80年前的历史画面与今天中国社会有惊人相似之处。而混杂于庞大贫困底层之中那些耀眼的“戴礼貌、穿西服”者正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毫无疑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跨国公司的先辈们就已经在中国发现了那些让他们怦然心动的中产阶级。
在商人眼中，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消费胃口，所以，中产阶级的规模就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潜在的市场规模。在这种历史对比的意义上，中国今天最新的中产阶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而是“旧”的。让人惊讶的是，中国最新一次中产阶级“热”也首先得益于西方投资家们的“炒作”。美国的投行巨头美林公司就曾经放胆预言，中国中产阶级在未来十年将达到3.5亿之巨。其他投行研究机构以及新闻媒体也透过各种调查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纷纷作出估计。与以前那些零星的报道和旅游记录相比，西方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这一次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估计虽然有了更加“科学”和“客观”的背景，但其兴奋程度却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绪极大的鼓舞了中国的官员们，他们以更加兴奋但显然也更加外行的方式谈论起中国的中产阶级，并将它作为中国经济灿烂前景的有力佐证。但与我们上面的估计相比，所有这些具有商业招徕性质的展望都显得过于乐观和鲁莽了。这种鲁莽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判断上，也同样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估计上。
在所有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乐观判断中，都隐含着一种相当可疑的假定：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历史结果。但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清晰和肯定。换句话说，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能等同于中产阶级的持续成长，更不等同于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诸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中看到。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其他后发国家也都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中产阶级社会。在更加精确的意义上，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与其说取决于经济增长，倒不如说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分配模式，取决于决定这种分配模式的政治结构。有学者曾经意识到，美国及欧洲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由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转型密切相关。以低薪劳动和血汗工厂为特征的泰勒主义外延型积累体制，在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赤贫的劳动大众；而福特主义则将更多的利润还给了工薪劳动者，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有着巨大的消费胃口和能力的新阶层，并推动资本主义向高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的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接近中产阶级历史本质的说法。但是，泰勒主义到福特主义的转型，并不仅仅是出自资本家扩大市场的经营智慧，也同样出自于劳动阶层在争取权利中的主动姿态。简言之，这个分配模式上的转型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虽然我们无法厘清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出现的所有历史成因，但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实现的。中产阶级社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而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已经被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所见证。25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到2002年，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46以上，一跃而名列世界前茅。有人统计，1991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3.2％，而这个数据到2002年已经萎缩到41.6％，十年间减少12个百分点。中间阶层人口规模的萎缩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尤其是后半段改革中，以各种现代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的扩张速度落后于旧中产阶级的消亡速度。中国实际的中产阶级总规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这与中国基尼系数急速赶超的势头非常吻合。这个事实不能因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扩张而被掩盖。中国社会中充满文学夸张色彩的中产阶级想象，并不是建立在对这个阶级的历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肤浅和幼稚的联想之上，建立在一种对新中产阶级新颖形象的好奇之上。中国中产阶级在性质上和形象上的改变，在中国导致了一种对中产阶级的普遍幻觉。仔细品味中国新闻媒体为我们描述的那些中产阶级人物以及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你就会轻易发现，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如果这个新中产阶级只是我们人口中的少数甚至极少数，那么他们还是现代中产阶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吗？如果它是，那么中国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过同样的中产阶级。无论从职业特征、收入、社会声望等方面来衡量，在上个世纪早期聚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洋行职员、政府公职人员、教师、新闻记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