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一个民族的节俭美德竟然成就了一个风险丛生、糟糕透顶的金融系统，这显然不只是一个荒谬的悖论。在评论中国2003年的经济过热时，《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曾经尖刻但却非常正确的评论到：“中国经济真正的致命危险是低效和资金浪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运用效益大体上是1:1， 亦即$1的投资最终产生 $1的产能，而中国的竟是7:1！仅仅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达40%，才使中国能够承受得起这样巨大的资金浪费而仍然维持经济的增长……，对“过热” 的辩论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真正致命的危险”。（所幸的是，绝大多数中国储蓄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已经在背地里从事了十数年的欺骗勾当。不过，背信既然在持续进行，那么对中国金融系统深刻的信任危机就是迟早要到来的事情。）
虽然有学者警告说，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中国现在可能正处于储蓄率由颠峰缓慢回落的历史时期。而2004年之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速度持续回落，似乎也隐约证实了这种判断。但储蓄倾向植根于一个民族深层的国民性之中，除非出现重大的历史事变，应该不会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尤其考虑到中国国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所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福利剥夺，可能进一步增加国民储蓄倾向，我们判断，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储蓄率即便出现下降，也不足以导致中国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国挥霍成性的官式金融系统似乎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然而，高储蓄率并不是中国金融维持循环的唯一条件。它必须与另外一个条件合而为一，才能够共同支持中国金融系统奇特的循环方式。这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垄断性。垄断性，是中国金融体系维持运转的第二个秘诀。高储蓄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储蓄流入官方控制的金融系统，如果国民储蓄可以有更加值得信任、效率更高的金融系统可以选择，那么国民储蓄流向就随时可能出现重大的不受官方控制的变化。正是因为深谙其中秘密，中国官僚系统对金融实施了最严密的垄断。这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严厉压制民营金融的发展，形成官僚金融的高度垄断；对外，则通过人民币业务限制，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实施最严密的金融封闭。否则，国内储蓄及财富就可能流向更加独立的民营金融或者国外。通过这种高度垄断的手段，中国官僚体系可以保证国内储蓄流入官僚体系控制的金融系统，并进而保证官僚体系政治、经济目标的实现。可以非常肯定的判定：没有这种垄断，中国官僚系统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及财富分配目标，就十有八九会落空。（也惟有通过这种垄断，广大国民的储蓄才能够顺利向少数人手中聚集，金融才可能成为洗钱的工具。）就第一种对内的控制而言，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官僚体系仍然具备继续维持的能力，而就第二种对外的控制而言，则可能出现难以预测的变数。这首先是因为向外资开放人民币业务的承诺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已经日益临近，其次则是因为，官僚体系对外封闭金融系统的意志已经发生了松动。在中国转轨时期，对外实施金融封闭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将一部分“脏钱”也关在了境内。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带有脏钱性质的“原始积累”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出境，但资本管制毕竟对财富在境内外的自由转移造成了某种障碍。随着中国境内权贵阶层“原始积累”的不断增加，他们迫切需要资本管制的松动。他们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只有随时可以转移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是自由的财富。否则，他们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国内的政治或者经济危机吞噬一空，而成为一场纸上富贵。在他们看来，人民币资产之能够做短期的投机性持有。这种判断的确相当清醒。而也正是具有了这种判断，他们游说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动力也就相当强大。基于这一理由，我们确信，继续维持中国的金融封闭，将不再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一致利益，中国金融的彻底开放将为其不远。而这种开放将成为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一个致命的软肋，并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埋下伏笔。最近几年，中国沿海房地产异常火爆，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及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大量国际游资（其中相当部分是已经具有国际身份的内地“脏钱”）参与了炒作。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举出的一个有力证据是，2004年中国短期外债不寻常的暴增。这种迹象说明，中国外汇管制的缺口实际上已经被打开。在外汇管制目前还相当严格的情况下，游资的垮境流动就已经如此剧烈。可以想象，一俟外汇管制正式放开，中国的官僚金融体系就会完全裸露于投机热钱随时可能掀起的巨大潮汐之下。
在目前高储蓄和金融封闭两个条件同时被满足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体系尚能够勉力维持平衡。但很显然，这只是一种走在钢丝上的危险平衡。已有风吹草动，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可能从钢丝上重重地跌落。
或许是看到这种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危机前景，中国又一位智商极高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其学习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悟性并不逊于他名声卓著的前任朱鎔基），迅速领悟到了中国金融问题的极端迫切性，并将此列为最优先的议事日程之一。温的办法是，让中国的银行在目前还未完全坍塌，尚有垄断性溢价的情况下到境外或者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实施所谓的股份制改造。为此，温内阁在2003年年底成立了“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其成员囊括了温内阁的所有重要部门。2004年一开年，这个小组即推出了巨额外汇储备注资建行及中行这样的大动作，可见其事态之急，决心之大。种种迹象显示，温家宝对这次改革寄予了厚望，他甚至直接说出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颇有点赌博意味的命令语句。然而，温家宝押得中这一宝吗？国际资本市场真的会像中国金融改革的设计者们希望的那样，心甘情愿为中国的银行买单吗？
致力于增强中国金融体系本身的体质，温家宝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金融机构本身有强健的体魄，那么无论是储蓄率的下降，储蓄流向的变化，国际热钱的冲击，都无法撼动中国金融体系。况且，这些扰动本来就属于现代经济环境中必定具有的内容。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体系所造就的。如果政治体系所赋予的经济增长及财富分配功能不改变，那么，中国金融系统在注资之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就像经验一再显示的那样，中国金融就会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就会继续是政治合法性以及权力阶级财富分赃活动的提款机。对于中国金融的这种政治病根，作为技术官僚的温家宝就算意识到了，恐怕也力有不逮。这样，温实际上是在凭一己之力与危机赛跑。以一己之力抗拒体制的惯性，将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而且必输的比赛。金融败坏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国金融躲过了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谓在劫难逃。我们不知道温家宝能否赌赢这一局，但我们知道，留给温家宝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因为温家宝，或者更加确切的说是中国行政当局，可以用以拯救中国金融的资源正在迅速流失。
流失的信用
中国之所以可以一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国金融，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全能政治国家。只要行政当局愿意，它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任何资源来弥补金融漏洞，挽救破败的金融系统。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行动，在任何现代民主国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一定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说服选民和议会。因为在那里，动用全民资源去援救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会遭到法理上的强烈质疑，也会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烦。但在中国办同样的事情，却不会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战，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碍。这种特点一直被许多人固执地认为是集权国家的优越性之一。但不管在什么国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种金融救援行动，都需要动用海量的资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资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总有出处。不是来自这里，就是来自别处；不是来自今天，就是来自未来。那么，中国行政当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资源究竟来自哪里？他们究竟把坏帐藏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看来，这大致有如下两个出处。首先是财政。
在中国，财政与金融之间缺乏法律意义上的防火墙，几乎完全是一体化的，财政可以向金融借钱，金融也可以向财政转移债务，这种转移只需要领导人的一个指示就可以达成。事实上，1998年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的2700亿特别国债，就是金融坏帐转变为国家财政负担的一个明显例子。而从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名义上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的几万亿不良资产，最后的买单人也只能是国家财政。这些都构成了中国隐性但却是真实的财政负债。既然是负债，那就是要还的，既然要还，那就要看国家作为最后还款人是否具备还款能力。不管这些债务是对内（对国民的负债）还是对外负债。那么，中国的还债能力究竟如何？
尽管近年来，中国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总是出人意料的好，但这仍然掩盖不了中国国家负债节节爬升的事实。粗略估计，如果将外债余额、国债余额、金融坏帐所导致的财政负债、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所引发的隐性负债包括在内，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17万亿左右，与2004年中国约13万亿的gdp总量相比，其比例达到130％左右。如果加上不太容易统计的地方政府负债（包括大量的工资拖欠，政府工程项目拖欠、担保或隐性担保等等。有数据说，光乡镇一级地方政府的负债就达到6000亿元左右12），这个比例还将提高。如此，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所有大国中的最高纪录。以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27000亿元计算，要还清这笔债务，中国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停发七年工资不说，所有的国防、教育开支也必须停止七年。幸好，这笔债务虽然要还，但可以分期还。（也不必还完，只需要保持比较安全的资产负债率即可）只要还这些债务还没有那么紧急，就不必让所有的财政供养人员都齐齐去喝西北风。这就好像一个消费者按揭购房一样，他可以将债务向未来推移，并用未来的收益来偿还这笔债务。或者就像一家公司，只要该公司未来产生的收益可以逐渐偿还这笔债务即可。不过，未来的毕竟是未来的收益，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而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按照有些学者的计算，中国可以估算国家财富和国家负债相比，已经在整体上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13）很容易引发偿债危机。一个人如此，一个公司如此，一个国家亦复如此。即便我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财政负债，中国的短期偿债能力也相当不乐观。以2002年及2003年的数据计算，中国当年的债务收入与当年的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是83.9％和82.9％（？）。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25％～30％的安全线。换句话说，中央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都必须依靠发债来维持。由于所有的国家债务都由中央政府作为最后承担者（这也是在一个非联邦制的集权国家中，中央政府必然的宿命），所以这个比例能够准确地衡量中央政府的短期偿债能力。短期的收入都需要发行大量国债来维持，中国短期偿债能力的脆弱性实际上已经一清二楚。我们无法判断中国长期的偿债能力，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中国对内的债务的偿还高峰即将到来，理由是，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在一片中国奇迹的喧嚣声中马上就将不期而至，养老金及医疗保险将出现集中支付高峰。这一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期）引发对内债务的偿还危机。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社会的景象将变得极其凄惨，吃不起饭，看不上病的黑暗历史就很可能再现于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世纪。（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
以中国目前在短、中期极其虚弱的偿债能力，显然是经不起金融坏帐的进一步打击的。而已经发生的金融坏帐实际上盗窃了中国人养老金、医疗保险，并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的未来置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与能够立即造成切肤之痛的通货膨胀相比，金融坏帐不痛不痒，却悄悄偷走了我们的未来，这可能才是金融坏帐的真正的凶险之处。坏帐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行政当局利用国家信用工具将它藏在了未来的某一处，随时可能向我们发动致命的伏击。由少数特定利益集团滥用、挥霍、盗窃全民财富所造成的坏帐，却被行政当局慷慨地转化为全民负债，在这里，政府轻率地成为了这种野蛮剥夺的担保者。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人民不知情，是因为人相信、信任政府，在人民出于无知、无奈或者发自内心的信任而给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所谓集权国家的效率）的时候，政府尤其应该慎独、谨慎和负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已经无法撤销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如果政府不能以现代社会最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