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明标准兑现它的改革承诺——不管这种承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严重的管制危机就将尾随而至。
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债务关系不像普通的债务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种关系中，政府既是契约的监督者也是契约的参与者，政府完全可以凭借其压倒性的地位赖掉这笔债务，或者干脆否认契约（或者隐性契约）的存在。因为，没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足以强制政府履行契约。其前提是，政府能够经受住本身信用的耗损甚至瓦解，并在这个基础上维持基本的管制能力。当然，政府的信用越是减少，其管制的有效性就越是低下。这种难堪的情况，已经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演。在这个地方，政府的信用几乎下降到了冰点。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包括最高领导人的任何信心喊话或者政策诱饵都变得无动于衷。对此，我们在本章开头讲述的那个悲惨故事的主人翁——下岗工人张小林，有着最铭心刻骨的感受，他在遗书中写道：政府靠不住！这当然不止是信用的破产，而且是政府管制效率下降的一个明显征兆。
除了利用未来的财政收入，也即政府的财政信用来隐藏坏帐之外，政府隐匿坏帐的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货币信用。主权国家有自主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为政府的货币游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需要的时候，通过直接增发货币来隐匿、转移坏帐就成为行政当局一件非常顺手的办法。在中央银行完全缺乏独立性的中国，这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回顾一下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各种金融救助手段（注入央行向破产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其中相当部分都属于这种货币游戏。不过，央行虽然有凭空造钱的本领，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增加潜在或现实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而降低一国货币的信用。说到底，这是个有点蒙人，有点欺负老百姓智力的游戏。我们曾经多次引用的一个数据可以让我们大致窥测到中国货币体系中潜藏的通胀压力到底有多大。到2004年6月末，衡量金融风险的常用指标m2/gdp，在中国已经达到200％，这是中国创造的又一个反常的世界第一，接近美国同一指标的三倍。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仍然到处都充斥着“流动资金”短缺的喊声。可见，中国的货币增长速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显著的下降。根据这种趋势，中国的央行官员戴根有曾经预测：如果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按每年15％的速度增长（这是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速度按8％增长，那么10年后，中国m2/gdp为400%。对此，戴先生以官方尺度所能允许的最严重语气警告：这个比例在世界金融历史上都是从未见到过的！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货币体系中存在着奔腾性的通胀动力。中国的货币信用已经遭到严重侵蚀，人民币可能面临剧烈的对内贬值压力。从传统上说，通货膨胀（通过侵蚀银行负债方，也就是存款人的利益）历来就是行政当局解决金融坏帐的最后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它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对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年（那时他还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曾经以忧郁的口吻谈到过。不过，他将这种办法列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做的”在“政治上十分危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这几年急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计入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那么，人民币对内贬值的情况可能已经相当严重。这是不是意味着周小川所说的“万不得已”的办法已经在悄悄起步呢？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信用会进一步流失。
无论是财政信用也好，还是货币信用也罢，政府转移金融坏帐的办法都是透支本身的信用为代价的。在中国这样的非法治国家，政府的管制不是通过宪法契约及法律来实施的，而是通过它在国民中的信用来实施的，或者说，政府是通过允诺某种合意的未来而与国民达成的一种隐性契约来管制的。所以，当这个“未来”还没有被充分“呈现”出来，或者政府的信用还没有被透支完毕之前，政府依然能够实施有效的管制。政府可以通过“信用”工具左腾右挪，将风险转移到未来或转嫁、分散给国民。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金融现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过，一旦信用被透支完毕，或者“未来”低于人们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那么，被背叛的愤怒就会直接转化为政府的管制危机。在中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与政府管制危机之间，没有任何防火墙。相反，只要任何一处有裂口被打开，他们之间就可能相互激荡，形成骤然放大的正反馈效应，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现存的秩序。这当然是金融危机，但也是一个刚性的全能体制被彻底耗尽之后的全面崩解。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当中央政府垄断了全部信用资源，掌握了最终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权力，因而也就对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契约担负最终的履约责任的时候，所有的风险都高度汇聚于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将是这种危机当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也将是最脆弱的一环。从信用的角度看，全能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的债务及最终的担保责任都集于中央政府一身。
有趣的是，在中国对内债务高悬，信用流失严重的时候，中国的对外信用却保持了相当良好的纪录。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在给予中国“正面”评级的时候，它的一位评级专家多少有些困讶异地表示：中国目前的主权信用评级对于一个人均产值仅为一千美元左右的国家而言是相当高的。他解释说，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外债水平不高。的确，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相比，中国2286多亿美元（2004年）的外债规模似乎不值得一提，长期的贸易顺差纪录看上去也很让人放心。但要看到的是，中国对外赢得高信用评级多少是以对内信用的下降为代价的。这里面存在某种不易察觉的替代关系。高额的外汇储备虽然赢取了强大的对外形象，但却大大增加了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从外部输入通胀）；类似馈赠的外资优惠政策虽然赢得了节节增加的fdi（外国直接投资），但却廉价输出了土地、劳力、税收。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从国际社会极力争取到的那种并不牢靠的恭维和主权信用，是以损害本国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攘内安外”的能力恐怕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才具备。当然，它符合中国在外部世界一贯推行的“形象战略”——维持并推销一个强大的外部形象，并同时借外国人之口将这种形象“出口转内销”以增加合法性资源。
近些年来，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波助澜之下，人民币升值的观点在中国获得了有力的传播和广泛的喝彩，这对亢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对内债台高筑、信用严重流失的现状，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从长期看，人民币有巨大的贬值空间，不管在短期内我们可以用优惠政策吸引多少投机资金的追捧。对内的信用不存，对外的信用是不可能保持长期坚挺的。对内信用是脆弱的，对外信用也注定是脆弱的，无论中国在“面子工程”上有多么悠久的传统，是多么优秀的行家里手，恐怕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的常识。在我们已经观察过到金融危机中，危机的原因从来就是来自内部，而不是相反。
金融信用，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存续和经济增长的必备的基础设施，在中国转轨时期，它是由政府垄断并由政府注入市场体系的，这既保证了政府主导型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信用严重的透支和滥用。如果将金融信用看作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已经在中国看到了一场典型的公共产品的灾难。在未来，这种灾难完全可能转换为政府治理的灾难，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最险恶的敌人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与大多数专家们一起保持同样的乐观。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金融危机会在何时发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场标准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确认的仅仅是：金融已经为一次“大爆炸”式的体制断裂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困局与赌注
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2004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甚至是相互践踏式）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趋之若骛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场“改革大跃进”。
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
一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一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就透露，在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的所谓技术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却从未“援助”过该行。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一轮的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当然，老外不愿以“教”只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词汇。颇有一点“一治理就灵”的意思。但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治理结构，就是公司中的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想复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内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广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场域。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支持中国国有银行现行改革路径的第三条理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中国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在最近对中国国有银行引进海外投资者作出评论时，许先生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许小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推理，不如说是一种期望。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卷入商业贿赂的事实暗示，许小年的这种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无论是引进管理（技术），还是优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层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银行内部来看待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产仅占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帐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改革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革坏帐”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一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帐”，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