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财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以开放促改革、促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家们的惯用权谋（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后，中国改革几乎患上了“开放依赖症”），中国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继了这种品格。但必须看到的是，在中国，对内开放速度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速度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广大范围内尖锐的地呈现出来。在“开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国都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还企图乞灵于这块生锈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怀疑。事实是，最新一轮的银行改革现在正在招致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这种多少有些民族主义色彩的狙击可能还仅仅是开始。个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单向开放（对外开放而对内不开放）27年之后，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博得越来越大的同情，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的确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其他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是中国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金融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都没有存身之地。
从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我们获悉，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也就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坏帐转移地）。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中的凋敝乡村或“内地”，成为全球资金投机性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我们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开革”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第七章 悬崖边的增长
“亲爱的严肃投资者，相比未来几个月在中国将发掘出来的金山银山，1990年代末美国股市所产生的财富将显得微乎其微……我将让您在未来两到三年中十分富有。”
这是美国记者安德鲁·卡彭特给他的投资俱乐部成员的一封信。安德鲁·卡彭特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一个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俱乐部。为了显示俱乐部的鲜明特色，卡彭特干脆将他的俱乐部直接命名为“中国俱乐部”。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随后两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差点没有让他的投资者遭遇灭顶之灾，更不要说他们期望中的金山、银山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热”一直在西方政界和经济界蔓延，卡彭特的例子则说明，到新世纪的初期，“中国热”已经开始深入西方的民间社会。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奇迹、一个迷，而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典范，一个全球最热门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经历所寓示的那样，中国——这个冷战之后当之无愧的经济增长模范生，可能还有另外一付不为人知的面孔。
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
迄今为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传奇已经持续了26年之久，人们似乎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许多人那里，中国经济甚至已经成为高增长的代名词。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人对这个奇迹抱有某种西方式的疑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中国经济一如既往的持续高增长表现则在经验的层面上彻底粉碎了这种疑问。于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神话作为一种流行的信念，终于被牢固地确立起来。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而是更多的在议论：中国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是如何向世界输出了通缩，是如何对其他经济体构成了威胁。在这里，中国经济显然已经被看成了一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动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自己独一无二的增长奇迹。然而，除去这些肤浅信念的屏蔽，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更像是一连串巨大的悖论，神秘而又让人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法制如此不完善、投资效率如此低下、技术水平如此落后、现代金融系统如此匮乏、贪污腐败如此盛行的国家中，高速经济增长怎么会持续得如此之长？在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改革的情况下，一个典型的前计划经济国家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在数量上争论中国经济增长（在gdp意义上）的真实性并没有多少意义，对我们来说更加紧迫的是要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续的吗，它对中国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神话被含蓄地解释为中国走上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与也远远优越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包含了某种独特的智慧。真的是这样吗？26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非均衡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那些建基于稳定制度环境之中的“经济学”很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简化为一个所谓的经济学问题，而必须在我们的理解中纳入那些在中国转型背景中起关键作用的非经济变量。（或者说政治和社会变量）否则，我们就可能迷失于那些过滤了事实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经济数据之中，而无法逼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真实。许多所谓中国经济的悖论即由此而来。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学的概念丛林中，我们将越来越远离中国改革的经验事实，将越来越远离中国经济的真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活跃，第一是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另外一个则是市场活动的不断扩展。这是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两个轮子。是故，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场”的简单模型。其基本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传统方式单独组织经济增长的过程；其二则是政治官僚默许、督导、参与、推动市场扩展的过程。虽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时期，政治官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会影响这种基本图式的有效性。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官僚集团。
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一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官僚集团看成一个在给定条件下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中国，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最近26年漫长的改革而稍有改变。这样，垄断了全部治理资源的中国官僚集团不仅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也作为中国改革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改革路径及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除了1989年的短暂时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统一直就是整个改革过程中唯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势集团，其态度和行动一直在暗中规制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事实上，这本身也是邓小平刻意选择的改革路径。在邓那里，中国官僚系统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一能够依靠的改革工具。虽然邓也意识到这个工具不仅可能带来腐败，而且可能抵制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这一时期中国官僚系统对邓改革的顽强抵制表明了这一点>，但与甩开官僚系统可能带来的失序相比，邓似乎宁愿选择前者。文化革命以及89年给他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创伤强化了他的这种判断。显然，对邓来说，依靠官僚系统推进他的改革只是一种局部寻优，其中无奈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所以，研究中国官僚集团（我们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主要指由各级、各部门核心官僚以及国企官员构成的集团）的态度和行为，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改革进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经常体现为对gdp的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约束，这三种计算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显示了不同的动机水平。但有趣的是，它们却同时指向并驱动了同一种行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总量的膨胀。
在我们的视野中，邓小平无疑是现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最激进的增长论者。这在他“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述中表现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邓的所谓“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邓的心目中，除了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之外，其他诸如政治改革、社会稳定之类的价值都只具有从属的工具性价值。事实上，邓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时候，都是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来看待的。同样的道理，一旦发现政治改革可能损害经济增长，邓就果断抛弃了政治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在“6·4事件”后，邓绝口不提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邓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激进态度为他的继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遗产，也为这个目标最后走向极端埋下了伏笔。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那样，邓的继承者不仅全盘接受邓小平的“发展第一”的思路，而且还将邓的激进增长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不惜代价和不择手段的“唯经济增长论”；发展的内涵也由邓时代的“发展＝经济增长”变成了更加简单的“经济增长＝gdp增长”。导致这种极端发展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六四”之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对政权合法性造成的巨大伤害，让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只能将政权合法性完全寄希望于即期的经济增长。其中潜在的逻辑联系是：经济增长维持一天，政权的合法性就存在一天，经济增长越强劲，政权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将政权合法性与变幻无常的即期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当然是一项非常冒失的政治战略。但在这种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困境。因为事实是，除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