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外，当时的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对于邓小平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最后一代共产主义领袖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对邓更加弱势的继承者来说，经济增长则完全变成了政权延续的条件。不仅经济增长的内在意义已经与80年代大相径庭，其中隐含的强制性要求也彰显无遗。于是，在1992年之后，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政治领袖对民众的一种政治承诺，在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性同时，也转化为对官僚集团一种事实上的考核和录用标准。这就等于明白告诉中国官僚集团：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长数据来！这就是从90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国各级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直至疯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长数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终于在“发展”前面加上了一个“科学”的定语。所谓“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已经意识到了“唯gdp论”不断扩散的代价。他们准备在“发展”中注入自己的新解释。不过，在长达十余年的运行中，这种增长路线已经赋予自己以巨大的惯性。这不惟是因为政治领袖无法从正统性上切断历史【这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新式语录中可以看出】，更是因为这种增长路线已经在经济结构上、增长动力上锁定了中国经济。明确否定官员升迁的经济增长标准，实际上就掐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其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失速，而其带来的失业及其他问题将不啻于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一个重大的政治打击。由于无法在短期内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承受力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脆弱。所以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gdp指标将仍然是考核中国官僚系统一个暗含的重要标准，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这也暗示，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会具有强烈“官僚强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后面）
既然经济增长指标成为考核中国官僚的重要标准，官僚集团竭力追求经济增长以博取升迁机会就是一桩标准的政治利益极大化事件。换言之，是一桩划算的买卖。然而，让人多少有惊奇的是，对于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追求gdp最大化增长竟然是一件最不难的事情。个中奥妙在于：中国官僚系统仍然是一个具有强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谓“全能”，就是对官僚权力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具有强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强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显然只服从于官僚系统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原则。而在“增长第一”的政治压力下，它服从的就只能是短期经济指标的增长要求。据称，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为此，中国在2004年还与欧盟及美国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个结论只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确，在26年的转型中，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相当迅猛，许多领域的市场竞争程度近乎惨烈，更远远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则是，这种惨烈的竞争仅仅被局限于大多数次要领域和庞大的中下层阶级之中（这一点我们还要在后面具体论述，在此不详）。一个明确的证据是，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以及电信、能源、媒体、基础设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领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统手中。鉴于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场以及上述关键行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命脉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判明：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官僚系统的全能能力虽然在范围上缩小了，但在层次上却提高了，其隐藏在幕后的控制力不是减弱了，而是相对增强了。这就为各级官僚系统在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动员经济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让他们在短期内制造任何让上级满意的gdp纪录。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一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26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那么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究竟有多大呢？2001年的统计是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是47.3％，接近一半（这是对国有投资比重一种最低的算法）；而集体和个人投资（民间投资）占有的份额是44.6％。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国有投资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证。不过要是严格算起来，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恐怕都只能算成国有投资，也就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绝大部分投资事实上都是通过国家承担最终担保责任的国有银行来完成的。轰动一时的“江苏铁本案”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资本仅仅3亿元的私营企业，在一年时间竟然在政府的帮助下从国有银行中贷款30多亿，准备投资一个106亿的超级项目。谁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铁本”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最后的担保责任。问题是，“铁本”之类的所谓“民间投资”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普遍性。可惜，我们的统计当局还没有敏锐到要发明出这样一套甄别技术。普遍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民间投资能力还远远没有壮大到像那些幼稚评论所想象的那样，这里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国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都严重投资过剩、资本回报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如果它真是民间投资的话）还蜂拥而至的话，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向来就是腐败丑闻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也不需要什么论证。但国家审计署2002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一些数据还是让我们暗暗吃惊。这份审计数据显示：全国9个省的37个国债环保项目中，只有9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4%；而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调查四川1998年动用首批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11家垃圾处理厂后，结果发现竟然有8家无法正常运行。（与此同时，全国最近几年兴建的38个支线机场中，37个发生亏损，累计亏损达15.7亿元。）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之初，就有人鉴于以往政府投资的惨痛教训而大声疾呼，要求严密监控这些投资。然而，就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还出现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了。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准备的观察家们暗暗吃惊的原因。
中国各级官僚系统的“盲目”投资（其实一点也不盲目）是一个喊了将近20年的老问题，但问题就是眼睁睁的变得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终于以洗心革面的姿态在2004年七月出台了一个以取消审批制为主要精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被许多政策解读专家毫不犹豫的吹捧为“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新起点”。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这个痛下决心之举，解决的却是一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官僚系统没有控制那么多资源，他们还能拿什么去投资？所以应该解决的真问题是：剥夺官僚系统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很不幸，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前景，
早在1996年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周期中的某种政治性特征。具体的含义是，中国的投资高峰往往与各级官僚系统换届、新官上任在时间上相当吻合，经常的情况是政治年也就是经济年。这一点我们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已经反复见证。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紧接着就在1988年出现第一个通货膨胀高峰。五年之后，1992年十四大召开，经济呈现全面过热，导致了朱鎔基那一次“恶狠狠”的宏观调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抑制，经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过热，但同样在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下，出现政府投资的大规模膨胀。如果按照这个规律，你预测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会出现某种经济过热的话，那么你将比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更加正确。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但你可能还是难以预料到，中国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率会猛然提高到43.42％，一举超过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大跃进时期。14面对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又只好停下脚步，解决这个新出现的老问题。看来，中国的经济周期的确受到了中国官僚系统政绩冲动的强烈影响。在看似盲目的经济过热背后，是冷静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经济过热，因为它完全是一种政治规划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官僚系统的这种政治理性不死，中国所谓的“经济过热”就将反复出现。
财政的极大化
政治领袖们向中国官僚系统输入的政治压力，只是中国官僚集团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理性计算是：地方或者部门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又一个强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农村改革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分权改革。其基本含义是，将以前计划经济（秦晖先生更加精确的将其称之为“命令经济”）时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逐级下放、分散给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必须记住的是，这种分权改革就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一次权力再分配过程。权力的来源、行使方式已经对经济资源的全能整合能力都没有改变。只是将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权切割成省集权、市集权、县、乡集权，如此而已。这就为各级地方政府像计划经济时代在管辖区域内以行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分权改革在经济上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分散决策，即将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的集中决策变成了各级政府的自行分散决策；另外一个则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开始拥有独立的自我利益。单中心变成了多中心。事实上，中国乡镇企业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国基层政府自我利益的强大激励。在中国的决策者那里，分权改革或许只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种试验性安排，但它却无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分散决策”的一个全新格局，而正是这种格局启动了中国改革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进程：市场化。市场的形成和市场规模的扩展后来成为传统官僚系统之外又一个独立的增长推动力量，并造就了中国经济与毛泽东时代全然不同的新面貌。这是后话。
在毛泽东时代，地方利益是一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恶意味的词语，并不具备合法性。但分权改革之后，地方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利益主体，积极性空前高涨。沿海省份由于市场扩展和分权改革所共同诱致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迅猛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也创造空前的消费繁荣。这种看得见福利改进，与邓小平一贯的实用主义判断标准相吻合。于是，地方利益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逐渐拥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的方式迅疾扩张，这不仅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极大忧虑，也几乎使中央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上陷入绝境。据信在1993年宏观调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几近枯竭。而与此同时，以践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财政利益为代价的地方建设却凯旋猛进。这最终导致了1993年6月份那一次猛烈的宏观调控，并引发中央与地方几乎公开的利益博弈。这一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税制改革作结。分税制终结了主导性的分权改革模式，但也将地方独立的财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自己的财政利益，而并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资扩张。当中央用分税制在地方财政中拿走一块之后，地方要想维持原有的财政收益，就必须扩充税基，而扩充税基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兴办企业、增加投资。所以分税制改革实际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资冲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一系列政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级官员的轮换），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归于寂静。地方财政利益虽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仍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一个巨大的潜在推动力。这个动机与各级官员普遍的政绩竞争合二为一，让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热情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说在前计划经济时期，仅仅中央政府在关注投资的话，那么在改革之后，“地不分南北，官不分东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积极的投资主体。如此这般，增长速度岂有不一飞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