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内部和外部制造了一大批富翁，包装了一系列的伪劣上市公司之外，唯一留下的就是将近100亿的黑洞。当然，南方证券在十余年存续期中所转移的财富远不止100亿之巨。局外人并不知道的是，南方证券作为个案的情况与券商作为一个行业的情况惊人的相似，而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已经被中央银行及地方财政反复救援过多次。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穷庙富和尚”。对此，转轨时期的中国券商作出了最富时代意味的“改革式”诠释。毫无疑问，券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仓，因为其转移财富的功能远比它作为券商本应该具有的功能要显著得多。
在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中，老鼠仓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从国有物质部门、国有外贸部门到国有银行、国有券商、其历史结局无一不是创造了一批富翁之后，再留下一笔巨额坏帐。如今，这种老鼠仓模式又开始在电信、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蔓延。一篇报道曾经披露，中国某省高速公路一个普通收费员的月工资可以达到8000元。这篇报道激起了广泛的惊讶。但如果将中国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一个供行业分利集团洗钱的老鼠仓，我们就丝毫也不会对这种畸形的财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国高速公路投资基本上都是利用财政拨款、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而来，属于典型的公共资产。将（通过政府权力或信誉并以公共福利名义）公共资金利用“市场”名义尽快的化为小集团的个人财富，正是这类官僚企业的本来目标。滑稽的是，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竟然将这种赤裸裸的洗钱行为称之为“企业的自主行为”。这种“企业自主的洗钱行为”在中国垄断企业中动辄数十万的年薪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这种所谓的“企业自主行为”其实是企业完全失去了财务约束的表现。可以判断的是，这种毫无财务约束的“企业”行为带来的后果，将是公司被不断淘空、继而是公共资金对它们一次次的慷慨挹注。对这种淘空之后的挹注，在中国有一个同样市场化的叫法：资产重组。这种所谓“市场化”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标准的洗钱剧目。
当然，现实中的洗钱行为并不都像上面这些典型案例来的这么直接，而是会呈现更加复杂的形式。为了安全起见，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更多的是透过设立数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过民企和国企合资、资产重组、相互担保、上下游的销售代理，子虚乌有的专利或者技术买卖等一系列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公司越多、关系越复杂、相互联系的链条越长，接驳公共资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钱行为就越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公司热中，中国各类官办公司就开始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这类以三产之类名目衍生出来的官办公司对市场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他们更多的是为小集团提高福利待遇的一种辅助手段。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合法化和对市场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团开始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目标明确地设立各种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资源的方式洗钱。1990年代中后期，这种为小集团或者官僚个人而设立的影子几乎已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有论者言及，“介于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团体性投资是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资产形成的基本特点。”大致可以判断，这些所谓团体性投资，实际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为自己所设立的老鼠仓公司的投资，是那种随时可以转移为私人财富的公共投资。由此可知，洗钱，已经不是那种让人拍案惊奇的个案故事，而是作为一种稳定的“职业”、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而具有宏观统计上的意义。洗钱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非常有助于解释中国高投资、低效率的经济悖论。以转移财富为目的的洗钱企业需要不断投资，但却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膨胀总量，然后把水搞混。2004年年末，中国著名的奶业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余名高管突然被抓。对此，一位知情人士评论说：“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郑俊怀的女儿郑海燕在杭州有一家商贸公司，不断有伊利公司的钱流入。”而另外一位因为伊利公司前独立董事（这位前独董正是因为不满伊利公司内部财务混乱而辞职的）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分析说，很多迹象表明，是郑俊怀（伊利公司董事长）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钱，然后给金信信托，用来收购上市公司股权，郑俊怀才是金信信托背后的人。”就伊利这一具体案例来说，我们无法评论伊利公司高管人员这种自我盗窃的行为是否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老鼠仓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质。
中国改革20多年以来，中国人依靠汗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对这种汗水构成嘲讽的是，通过国有银行、公共财政、资本市场的聚敛功能，这些财富却为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提供了稳定的增量来源，为洗钱这种职业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其中隐藏的洗钱流程是：先“化私为公”、然后再“化公为官”，进而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化官为私”。显然，能够保障这种洗钱流水线日夜运转的，只能是一种政治制度。
在流行的范式中，国有资产一直被看作存量，因而也就有了甚嚣尘上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但事实上，国有资产根本就不是什么存量，而是一个不断被制造出来用于瓜分的流量。只有这样看，我们才能够解释国有企业一边大量破产，而国有资产一边又在同时不断膨胀的现象。那些不断（通过银行贷款、财政拨款）被制造出来的名义上的新国有资产（这些流量总是故意被至于某种模糊的产权状态），不过是等待进一步被“加工”为个人财产的半成品。换言之，通过政治手段掠夺市场财富而形成的所谓的国有资产，只是一个完整的“洗钱”生产线上允许我们看到的那一部分。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懂得：只要市场还在创造财富，以国有资产名义出现的流量就不会停止膨胀。因为这是官僚利益集团“洗钱流水线”上一个必经的流程，是在中国社会构造一个完整食物链的必须。很清楚，在转轨时期不断增加的国有资产和官僚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为洗钱之需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有论者以数据证明，改革之后，中国国有经济在总量上出现了膨胀，不过，在背后支持这种膨胀的则是中国官僚权力的膨胀。
洗钱经济的广泛存在，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中国现象：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重复投资，为什么这些重复投资没有出现市场规律要求的兼并和重组（比如中国的券商）？个中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用于洗钱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一旦失去了企业控制权，洗钱便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业。洗钱企业是不会服从市场规律的。而“重复投资”在中国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反复洗钱”的意思。
官僚抽水机
总体来看，在经过20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后，中国的政治结构按其意志如愿复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官僚经济。那么这种经济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呢？
从纵向上看，中国官僚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官僚机器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根官僚机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官僚机器，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官僚机器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官僚机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与改革前相比，现在这种纵向结构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与改革前相比，这三根水泵所置于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存量已经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当稳定的财富来源。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大多为巨型官僚垄断性企业）的营业收入为69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68％，其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对市场的抽取迹象非常明显。中国国家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先生曾经提到一组数据：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到529亿元，而2003年底这个数字达到3784亿元，而在这中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19。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官僚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邵主任罗列这组数据显然是要说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的。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既缺乏规管，又缺乏竞争、公司治理状况极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润上的超常表现，主要应该被解释为1998年之后这些超级公司市场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补贴的增多。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税务稽查人员，在经历了一次税务稽查之后非常吃惊地说：“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个鲜活的例子足可以说明中国垄断企业对消费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抽取，也同样可以向民营企业抽取。数据表明，民企虽然占中国经济总量的50％。就业的60％，但它们大多居于位于竞争激烈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产业，没有任何定价能力，而大型官僚企业却居于产业上游或基础性产业位置。这种结构，实际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营企业易于反掌。对此，一位国资委官员非常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官僚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我们先来看纵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后，中国金融业在总量高速膨胀的同时，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官僚体系对金融业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四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中。2004年5月份，为了配合最高行政当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种商业奇闻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在银行之外，证券市场、保险业、基金业也都处在官僚体系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官僚金融结构，无缝隙的覆盖中国社会，具备超乎寻常的抽取能力。这使得官僚体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抽取和配置短期资金和长期资本。无论从金融控制总量，还是从金融控制手段来看，官僚体系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资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显著增强。中国新生证券市场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证券市场一直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金融分支，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