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样的市场的实际上就变成了“竞权”的市场。这就是说，这种市场是按权力的大小，按离各种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甄别“最优者”的。如此，在中国的市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资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显然，这是对市场配置本意的一种反动，市场信号的失灵更是不在话下。1992年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受到普遍的忽视。那就是，在大量国有企业倒闭的同时，另外一些国有企业却在不断壮大。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同一种所有制的企业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可以提供的一种解释是：这是由于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国企，）以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的结果。所谓“大”，所谓“非竞争性领域”，不过是政治权力体系中具有不同权重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样看来，一些国企的消亡和另外一些国企的壮大，就只能是政治权力在重新划定保护范围过程中，不同国企在这个新圈子中竞争有利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结果。
自1978年改革开始，中国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的两分，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分，相应的，也就出现了民营和国营的两分。对所有制的这种两分，实际上一直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范式。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实力对比不仅被当作衡量中国经济改革取得进展的一个指标，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似乎除了私有和国有这两个位于光谱两端的所有制理想型，就没有位于中间的所有制形式。这种“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显得尤其突出。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官僚集团对资源（尤其是要素资源）的长期垄断，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和新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他们都从光谱的两端向官僚靠拢，其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其实就是传统的农民和城市中的个体户。他们在1990年代之前能够成长起来，所凭借的完全是勤奋以及大量传统体制不屑于作为的市场空白。很清楚，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资本（甚至是纯粹的劳动力）之上的发展和积累不可能走得太远。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借助要素资源的规模化使用。26年以来，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天下大变，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这就是官僚集团对要素的垄断性使用。在这种隐形市场结构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克复要素瓶颈，更上层楼，与官僚集团的结成某种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就势在必然。否则，他们大概就永远只能是个体户或者勤奋耕种但收入微薄的农民。在一个权力垄断了关键经济资源，而权力又不受监督的社会中，权力就会是一个黑洞，足以将任何东西纳入其中。于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纷纷向权力靠拢，并努力在各种权力的势力范围之内，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独立而赎买，由赎买而结盟，画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向官僚集团逐渐靠拢的基本轨迹。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产品领域的市场空白基本被填补完毕，中国的市场化逐渐走向高级化阶段的时候，中国民营企业与官僚集团的结盟开始加速，其形式也更加多样。这种投靠和结盟的结果，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性质的蜕变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现。这种所有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业法律上的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不公开的形式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种所有制中，官僚或以贱价出售的土地、或以廉价银行资金，或以其官场上的影响力或者“关系”在企业中享有收益权。换句话说，权力是作为一种可以被反复使用的关键要素而分享企业收益的。一位美国作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培养与上级官员的特殊关系上，拒绝建立横向联系，放弃了为长远利益进行的技术发展和投资。”，可以对这种情况做出经验性证明的一种现象是，中国企业在任何一个新市场进行投资的时候，首先拜访的总是当地政府和部门领导，而不是市场。不过，这位美国作者恐怕很难理解中国企业在发展中的独特困境。这种困境在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门户网站的成长历史中表现得相当戏剧化。在一个具有如此高成长前景的互联网行业中，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竟然全部是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成长起来的。这个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事例，其实体现了中国企业在利用中国要素资源上的一种普遍的无助。理解了这种无助，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这则匪夷所思的新闻了。这则新闻披露：“从事软件业的内地民企金蝶国际(8133)表示，已和内地建设部合作，成立一家从事内地城市建设及建筑业应用软件业务的合资公司，……新公司总投资额一千万元（人民币．下同），由金蝶方面全数支付，中建互联则提供有关技术、客户网络等”。一家纯正的民企和一个纯正的政府部门合组商业机构虽然的确匪夷所思，但却将其中“权私共有”的官僚所有制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纸黑字的坦率的契约形式曝露了中国“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显得有些极端，但我们并不能据此以为这种所有制在中国不具备普遍性。事实上，在仰融案、杨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近年来几乎是批量生产的民企丑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奇特所有制形式在中国的普遍性和弥散性。完全可以判断，在那些已经“做大”以及准备“做大”的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官僚利益集团的收益权已经以一种“结构化”（体制化、长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这种结构性的收益与一次性的赎买显然有天渊之别。
在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向官僚所有制靠拢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也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变。中国传统国有企业本来就是传统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所谓的国企厂长和经理，不过是行政官员的另外一种称谓。但随着市场导向的日益重要，企业自主权也日益扩大。不过，就像我们观察到的那样，这种企业自主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变成了企业官僚不受监督的腐败权，国有企业遂在实质上沦为企业官僚所有。以国企领导人为核心形成的官僚内部人利益集团，变成了国有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国企领导从传统的执行官僚变成现在国企主要的实际所有者，是传统国企与今日国企的最大区别。而这种区别，证实了国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制本质。与中国民企“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相比，今天中国的所谓国有企业则是更纯粹的官僚所有制企业。以产权特征而论，所谓官企，就是那些产权属于以官僚为核心成员所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有的企业。毛泽东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早期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在那个市场几乎被完全消灭的时代，毛泽东的判断显然仅仅只是一个假想敌。而这个假想敌，在市场不断扩展的当代中国却以一种隐晦的形式真的出现了。
在2004年秋天郎咸平教授掀起的那一场火爆争吵中，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的所有制性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按照传统的划分，集体企业的海尔当然属于典型的民营企业，但问题是，一个民营企业怎么会被青岛国资委赫然列入监管名单？对于这个疑惑，青岛国资委的办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说”，属于“内部秘密，不便对外透露”应付。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1992年之后在中国逐渐成型的官僚所有制，我们就不再会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了。
官僚所有制，不仅是新兴民企和传统国企的转轨路径，更是那些在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新兴行业中大规模繁殖出来的新国企的直接体制目标。这一新型的所有制，遍及金融、证券、风险投资、基础设施、文化产业、通信、it几乎所有新兴行业。我们无法计算这些新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庞大规模，但他们共同的所有制特征却无一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么企业形式出现，其共同点就是：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在这里，国企和民企的传统思维范式显然已经过时。而导致这种范式失效的原因，则是因为，权力作为一种蛰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国进入剧烈而普遍的发作时期。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与许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体系开始在“寻钱”之后并没有丝毫放弃权力的意思。他们是要将权力和经济利益更加紧密的绑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规模上，以更稳定的形式寻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这样，金钱对政治权力的赎买实际上是失败了。相反，它鼓励政治权利在更大范围内寻求金钱和权力。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因为这两者在中国几乎是可以互换的通货。人们曾经以为金钱对权力的赎买是一次性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相当幼稚。由于这些利益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权和钱只能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
在城市改革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农村改革中产生的具有同样过渡特征的乡镇企业。如果说，乡镇企业是底层政治官僚与农民结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场导向，那么，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是更高位阶的政治权力与精英结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极强的权贵性质和掠夺性质。这种掠夺性质在中国官僚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模式中已经以“洗钱”的隐喻被深刻的彰显出来。
观点：市场社会的形成，中国缺乏社会，所以社会对政府和市场本身修正、抵制、补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会抑制问题。这个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健康。
老鼠仓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指向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充分就业，而新兴民企指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话，那么在特殊转轨环境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目标：洗钱。这里的所谓洗钱，就是利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限度的财富据为己有。说得更明确一点，转轨时期的所谓洗钱，就是指将公共财富以市场或者交易的名义在最短的时间内转为个人所有。
与乡镇企业类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兴的官僚所有制企业的产权事实上处于某种悬置状态。对这一点，官僚企业的控制者们都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攫取最大的个人利益就成为一种最理性的计算，而企业本身的长期发展等其他价值就随之变成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换句话说，官僚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唯一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将这种有期限的控制权最大程度地贴现。在这里，企业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贴现和洗钱工具。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一种老鼠仓的说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国转轨期间官僚企业的洗钱模式。简单说，老鼠仓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资金）资金高价买进自己低价购入的股票，以达到短期内迅速积累财富的目的。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开老鼠仓的人（及其合谋者）必须掌握了公共资金（这些资金可能是财政资金、国有投资、银行贷款，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从公众那里募集而来，），第二个要点则是这个过程必须通过市场或者交易的名义来进行。否则，那就跟传统的贪污无异。显见，权力是老鼠仓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因为它掌握了公共财富；而市场则是实现老鼠仓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将财富名正言顺转为己有。二者缺一不可。一种谬种流传的说法认为，中国官僚体系内部仍然存在一种强大的抗拒市场化的力量。但老鼠仓模型告诉我们，中国官僚企业不仅不排斥市场，而是需要市场、喜欢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他们才能安全的转移财富。否则，他们就只能从事很容易露馅的贪污。用企业控制权将公共资产暴露在所谓的市场高风险之下，同样通过控制权将这种高风险的收益化为己有。这是老鼠仓的核心。
老鼠仓模式，虽然是从股票市场发明而来，但其操作过程却经典的再现了转轨时期官僚企业洗钱模式的要诀所在。以这个模型为参照，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转轨时期所有的洗钱行为，几乎都是这个模型的扩展和变型。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范例莫过于中国券商。
作为新型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一边以其垄断性连接着权力，一边又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这种特殊地位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用券商洗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利用各种公共资金投入证券市场，然后利用证券市场的“风险”，将这些资金变成官僚利益集团内部人的个人财富，或者行小集团的个人财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个朝阳行业在经过了10几年的积累之后，为什么非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陷入整体性的破产危机？我们更无法解释，一个陷入整体性破产危机的行业，为什么内部人能够积累起如此巨大的个人财富？号称中国最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证券，从1992年代成立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