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上表现得相当明显。由于房地产以及汽车等行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地方政府纷纷将其纳为支柱产业，所谓支柱产业不过是“准政府产业”的一种委婉叫法。既为支柱，政府为其提供信用或者隐含担保就是一桩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实上，被政府鼓励因而也经常变得毫无约束的消费信贷，对这两个市场的超常规繁荣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数据显示，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中，中国个人房地产信贷消费增长了几十倍，到2004年年末，这个数据已经急速攀升到2万亿人民币。这种毫无约束的信贷消费，虽然面临极大的财务风险，但却非常符合政府营造繁荣表象的需要。
消费贷款虽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金融技术，但在中国的银行业几乎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励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发展的情况下，信贷消费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变成国家信用的廉价注入。这种情况已经在汽车的消费贷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数据表明，在2004年前九个月中，汽车贷款所导致的不良贷款已经占到商业银行所有新增不良贷款中的80％。虽然在住房贷款中，还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但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住房消费贷款所导致的损失肯定会远远超过汽车行业。
非常明显，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要素市场、以及汽车、房地产等大宗消费品的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由政府廉价提供信用的情况。而这些领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来市场化最为快速，并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由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廉价输入信用，是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的一个普遍模式，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市场化进程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隐性条件。这些信用，有些间接地表现为政府声誉，有些则是直接的财政担保、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出让。由于这些领域充斥着官僚垄断企业，这种信用输送的流向实际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团。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模式更加精确的含义应该是：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对信用的操纵。操纵了信用，当然也就操纵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观察家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控制，但其实更加准确的说法是金融操纵。这不仅是中国强制性经济增长的宏观保证，也是财富再分配的宏观保证。
虽然我们无法就此对这种操纵的后果加以预测，但有一点现在就已经非常清楚：这些在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官营企业，将被官僚利益集团洗得干干净净，唯一剩下的东西，将是国有银行的巨额坏帐。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过去曾经风光无限而现在却奄奄一息的国有外贸公司、国有物质公司那里看的非常清楚。（讽刺的是，这经常被当局称作改革的代价或者历史遗留问题）。政府信用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全体纳税人创造的财富为基础的。由此我们知道，在市场化过程中向特定主体输送信用，其实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团输送财富。财富再分配就是这样通过市场的名义发生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化补充一个更加准确也更加完备的定义。所谓政府（官僚）主导型市场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以国家的名义操纵了一系列交易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团提供了信用的市场化。这个定义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市场化过程尤其适用。这种市场化虽然具有交易、以及货币，价格等等市场表征，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官僚利益集团的权力理性的。发展什么样的市场，怎么发展市场，发展市场的先后秩序都牢牢操纵在官僚利益集团手上，简言之，这种市场是一种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合意的市场。无需否认，这种官僚主导型的市场化带来了繁荣，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繁荣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繁荣。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繁荣的“经验”，大大强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正面印象。与此同时，它也导致了我们一种深刻的知识困惑：这种中国历史上似曾相识的，但却从未见诸理论描述的市场模式，究竟会将中国经济带向何方？
新经济：官僚所有制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26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体制外的崛起。这是指当时处于体制下层和边缘的人群迫于生存压力，进行自发的市场化过程。农民万元户、乡镇企业、以及城市中的个体户，这些带有强烈身份色彩的称呼，是这一时期中国市场化主体的形象说明。由于这批人于传统官僚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这一市场化过程主要在传统官僚体系管辖的空白地带和外部出现。无论从其主体成分，还是按其从事的行业性质，这一阶段的市场化都是都具有典型的“体制外”特征。所谓体制外，其实就是处于传统官僚体系的管辖和保护之外。这一时期，体制外的市场化发展很少威胁“体制内”——传统官僚体系以及其它负有保护责任的国有企业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享受到了这一市场化的红利，传统官僚体制因此对这一过程采取了默许、观望和被动适应的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系出现了相当明确的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二分：即体制外的市场扩展，和体制内的自我维持。事实上，一直被沿用至今的所谓“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分析范式，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是最为适用的。
1992年之后，政治风向的变化和体制外的示范，使中国官僚体系摆脱了以前的观望犹豫，开始凭借各自控制的体制内行政资源主动投入市场化体系。1990年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门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军队下海的壮观景象，是中国官僚体系态度转变的一个明确信号和有力象征。自此之后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中国官僚体系熟悉、参与并全面融入市场化进程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也是权力与资本结盟，并逐步形成“权力＋资本”的官僚利益集团的一个时期。这种围绕各级政府权力和部门权力而形成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官僚利益集团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经济活动的主体。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利益集团不是为一桩买卖而临时结合起来的乌合之众，而是通过长期的人际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相当稳定的利益共同体。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所谓腐败案件大多具有窝案性质的事实，大致可以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集团性做出旁证。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官僚利益集团，到1990年代末期已经变得相当强大。一种武装到了牙齿的力量终究是要展开它的猎杀计划的，于是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终于露出了他们的吞噬本性，开始按着他们的意愿主动控制和操纵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定型状态。事实上，中国1990年代末期的诸多领域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市场化，就是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尝试进行全局性操纵的结果。这并不是在指控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阴谋集团，他们周密策划了一次巨大的洗劫活动。而是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一股极其默契的合力，推动着我们朝一个可疑的方向急进。也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具有裹挟性的操纵力，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性质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已经发生某种具有终局意义的嬗变。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中国历史，可能是中国起自1970年代末期最新一次改革的收官阶段。到这里，中国经济由改革而二分的“体制外”和“体制内”概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已经浑然一体的，足以自我循环的体制，我们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就官僚利益集团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而言，或许它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官僚经济。
如何判断一种经济的性质，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一种比较直观而颇有洞察力的视角：谁在组织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更精确一点，这个问题就变成：谁在主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这个视角来透视中国经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26年的经济变迁之后，中国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和计划的混合，由中央部门的统一命令变成了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分散命令的混合，但不管这种经济表现出了如何晦涩的形态，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各级、各部门（包括各种企业）官僚仍然是参与、组织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角。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各级官僚在经济活动极其活跃的作用中一览无余。就此而论，中国的各级政府是世界大国中最为商业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于对官僚监督的严重缺乏，政府的干预经济的公权力实际上变成壳各级官僚个人的在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所以，与其说是各级政府在组织经济活动，倒不如说是各级官僚个人在组织和主导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今日之经济，是围绕着各级官僚以及各种官僚利益集团的个人利益而被组织起来的。而他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过的政治权力。在这里，官僚利益集团不仅劫持了改革，也劫持了国家。与此相对，所谓现代市场经济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组织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经济活动的，而他们组织组织这种活动的基本手段则是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公民的权利还是以官僚的政治权力来组织经济活动，是中国经济区别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分野。以我们上面谈到的“经济组织者”标准，大概没有比“官僚经济”更适合中国经济的定义了。许多分析家们迷惑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市场领域的形成，因而对中国经济发生误判，但实际上，民营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时候不过是被组织者，而市场也不过是官僚利益集团实现集团利益的一种形式。
区别于教科书上的混合经济，中国的官僚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它不是那种政府与市场的混合，而是官僚个人与市场的混合。在这种经济中，官僚不是以监管者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是以参与者、操纵者、寻租者的角色出现。如果说，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中，各级官僚还是整个命令链条中的被动执行者，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官僚经济中，掌握了极大自由裁量权的各级官僚以及围绕它们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则是主动行动者。
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出现这种新的官僚经济形态并不值得奇怪。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嵌入的市场，换言之，中国的市场是一个被嵌入在全能政治国家中的市场。中国的全能政治结构是先于市场结构并作为其最“硬”的约束条件而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引入和扩展出来的市场经济结构，就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的，在中国的改革时期，这种“政治特性”的具体内容就是不受监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跃。于是，官僚经济的出现就成为中国改革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发展。
看上去，中国官僚经济似乎是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一种形态，但应该明确的是，官僚经济绝非是一种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形态。官僚经济并不是那种假以时日就一定可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那种经济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微观上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更是因为它可以在宏观上对自己加以复制。敏锐的观察家已经发现，官僚利益集团近年来对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这种影响在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表现得相当有力。这实际上是官僚经济为自己进行宏观复制的一种迹象。而作为中国26年改革中的一种“时尚”，官僚经济甚至可以为自己克隆出一套稳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础。这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加强能力的稳定结构，一个完全却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的结构。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政治振荡，就很难改变原有路径。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视野中，官僚经济很像是那个几千年从未动摇过的古老政治结构与一个具有现代消费色彩的市场，在1990年代中国改革试验中又一次暧昧的姻缘。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无法将当下的中国经济与一个古老的幽灵联系起来，但非常不幸，在现代技术和消费繁荣的外衣里面，这个古老的幽灵可能真的复活了。记住中国经济的这一官僚性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中国当今一系列经济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
市场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能够按照价格信号将资源自动配置给最优者。这里的所谓最优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较优势者。他们可能是最节俭者，可能是最勤劳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这就是市场“竞优”的本质所在。但官僚经济既然将市场的基础由“权利”偷换成“权力”，将市场的中心由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偷换成官僚垄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