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发出了多少指示，都没有改变中国行政当局的这种“城市”性质。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本来应该尽量弥补农民与城市人口之间天然就存在起点差距，以便农民享有更平等的交换地位，但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反其道而行之。这实际上就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被抛出现代经济体系之外，并导致中国农民问题急速恶化的一个潜在原因。这种恶化并不是必然的，起码我们在台湾和日本类似过程中没有目睹。
1978年的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展开的，在这个颇为“古典”的社会环境中，权利的形态相对简单，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交易很难受到操纵。所以在一个较短的恢复性时期，农村改革看上去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农民问题一旦越出熟人地域，越出农村范围，开始牵涉到农村与城市经济体系的要素交换的时候，（这是8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性质），中国农民问题就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展现出来。原因无他，农民（不管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单独进入市场的个体）的权利受到了剥夺，农民在进入现代经济体系的交易条件受到人为的操纵。这样看起来，中国农民问题其实根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结果，而不是一个市场结果。这种理解，可以为中国农民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它既解释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解释了这个成功在同样的政治约束条件下必然遭到吞噬的原因。改变这个“必然”的唯一办法，就是松动或者改变这种政治约束条件：以政治的形式捍卫农民的权利。
市场的权力是一组权利，这一组权利是一个整体，任何其中一个的缺损都可能影响到其他权利的行使。
以消费特征来观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市场化粗略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是农产品以及普通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这对应与中国的农村改革时期。第二波则是以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这对应与中国的城市改革时期。第三波则是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以房地产、金融要素市场以及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第二波消费浪潮之后，中国在一般消费品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之高，市场竞争几近残酷。这个时候，市场化自主带动经济活动增加的能力日趋减弱。表现在gdp上，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这本来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这对于视gdp为唯一合法性的中国政治来说，却是一个反常的危机局面。由于市场化有增加可计量交易活动，从而增加gdp的特性，所以，市场化就开始成为一个与经济增长等价的政治目标。而市场化一旦成为一种政治目标，市场化的推动力就从民间开始转变为政府，市场化的福利增进色彩开始逐渐减弱。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市场化已经不再是由于福利效应所导致的市场自然扩展，而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政治强制的市场化。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土地、金融、教育、医疗、媒体、国有企业资产转让等领域的所谓市场化，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零和博弈色彩。而这些市场恰恰又是信息高度不对称、供给方高度垄断的领域。这就为官僚利益集团操纵这种市场化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事实上，1990年代中后期在所有这些市场化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几乎清一色是那些在本质上属于官僚利益集团的垄断机构及其外部合谋者、如高校、医院等等。除了他们之外，在这个所谓的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受益者，市场的福利增进性质荡然无存。
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由此拉开了所谓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序幕。中国在1999年开始搞所谓教育市场化，并不完全是出于中国教育主管们一时的头脑冲动，与中国1990年代末期的经济现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教育主管者看来，教育市场化不仅可以推升中国社会的大学普及率，也是一个提高中国高校人员待遇的可行渠道。但某些经济学家那里，教育市场化的意义就要宏大得多了。据这些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地推测，教育市场化不仅可以缓解失业现象，还可以大幅度增加内需，提高gdp。很难说中国教育市场化是某一位具体经济学家怂恿的结果，但明显的是，扩大内需，增加gdp这样令人耳热心跳的目标，对苦于内需萎靡、增长减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肯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基本可以断定，教育市场化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的预期肯定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在教育市场化上的决心。而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教育市场化符合中国教育官僚们的利益。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这个遭遇激烈反对的“教育革命”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中能够进行得如此彻底。事后的事实也证明，一轮疾风暴雨式的教育市场化下来，中国的垄断教育体系也迅速成为最肥的部门之一。据湖北中南民族大学的一位孙姓院长估计：仅湖北一省的独立学院（中国高校改革中的一种寻租怪物），在2004年的招生中，保守估计就有10亿元被少数人中饱私囊。他形容：高校招生成为批量制造百万富翁的又一渠道。而这种致富游戏的代价则是：由于无法支付昂贵学费而导致的自杀事件频繁发生。（就我们的耳闻目睹，有理由推测，这很可能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社会的自杀率。）所谓教育市场化在让一部分教育官僚及其合谋者以光速致富的时候，也以光速掏空了诸多中国家庭一辈子的储蓄。与这个过程相对应，本来就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高校，也迅速变成中国社会极端冷酷、道德极度堕落的最有力见证，沦为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杀人”行业。
且不说教育市场化本身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就算可以市场化，在教育供给高度垄断、信息极端不透明的中国，中国高等教育又如何可能市场化？在本质上属于官僚序列的中国高等院校，一边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许地位、享受着政府的巨额拨款，一边却以（毫无弹性的）市场需求的名义进行市场化操作，这就让中国的所谓教育市场化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讹诈，一场蓄谋已久的财富洗劫。在有着深厚重教传统、对文凭有着畸形崇拜的中国，这种讹诈是非常容易得手的。将一种本来就享有的福利用货币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用更高（经常是数倍）的货币价格表现出来，当然可以拉动内需，并大大增加gdp的数字（这显然满足了宏观经济数据的需要），但其中哪里还有半点“福利增进”气味？事实证明，这种所谓市场化根本就具有反福利的性质。这其实就是中国所谓教育市场化的本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同样也是1990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市场化的本质。可以肯定，导致福利减少的市场化，绝对不会是自然扩展的市场化，而定然是出于某种信息诱导、垄断胁迫、权力强制。而能够全速推动这个进程的，也必然是某种全能性的政治力量。
第八章 官僚之门
谁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领导人因为gdp压力而强烈主张市场化之外，1990年代末期中国的市场化也从“市场”内部获得了强大的动力。1990年代中后期，与官僚利益集团一体两面的中国权贵资本已经相当成熟。这不仅是指他们的资本实力、人才储备，也同样是指他们对市场洞察和操纵能力。在经过20年的蛰伏和磨练之后，现在，终于轮到他们（通过与权力的里应外合）以资本的名义在市场中大显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后期，要素市场、媒体、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仍处于行政权力的高度垄断之下，而这些领域所能够带来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非一般商品生产领域所能够比拟。权力垄断造就的操纵条件，巨大利益带来的内部激励，共同激发了中国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场化”进程。就这个在广泛领域内展开的“市场化”的强制性而言，我们与其将它称之为市场化，倒不如将它称之为一场服务于特定目标的“政治运动”更为准确。在这里，市场化本身也变成了政治。这种“市场化”的政治特征在一个荒唐的例子中可见一斑。2003年12月，中国江苏省的经贸委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豪迈地宣布：“江苏省将重点发展民企，力争在3～5年之内，打造2000个销售额超过1亿元，200个超过10亿元，20个超过100亿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经济上当然是荒谬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正确的。也正是这种“政治正确”，为中国9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在中国，政治正确不仅意味着合法，也同样意味着政府为某种特定的市场主体提供了信用，或者隐含担保。所以，当江苏省那位可笑的经贸委主任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营企业的时候，政府实际上就是在为民企提供隐含担保。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担保，民营企业还愁不能在短期内“蓬勃发展”吗？而借用政府信用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究竟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实在是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信用，虽然隐藏在交易活动的背后，但却是交易活动和市场扩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对交易后果的一种保证，任何事实上的交易都必须有潜在的信用提供者。现代市场活动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其实质乃是信用的扩展。没有信用，现代大规模的、复杂的市场活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公司而言，信用实际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的资本来使用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资本应该通过市场活动逐渐积累、内生而成。但中国短暂的市场发展历史却决定了，无论是市场本身，还是公司都不具备这种信用资本。如此，要想市场化在短期内迅速扩展，就必须从市场外部注入信用。在对政府有高度依赖和信任文化的中国，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钱的资本。所以，只要政府愿意提供这种资本，市场规模都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扩展。在1990年代中后期，各级政府对于gdp，各种权贵资本对于利润，都有着极其迫切的要求，于是，你情我愿，两相默契，一场对政府信用乱砍滥伐的“市场化运动”终于不可遏制的夺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团大规模的，无偿输送昂贵的信用资本，是1990年代末期中国市场化一个不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这个时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各个领域得以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的隐含条件。这一点，在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中表现得相当典型。
中国证券市场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规模扩张，是行政当局以市场化的名义发动的。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推动这种规模（也仅仅是规模）扩张的主力就是具有权力垄断性质的各种官营证券公司、官营基金公司、官营大中型企业以及以民营面目出现的权贵资本。而这些腐败丛生、资产质量极端恶劣的官营公司之所以能够迅猛扩张，无一不是因为政府主动或者被动为它们注入了市场信用。正是政府对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廉价的隐含担保及信用注入，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巨大泡沫的基础。当然，有些人更愿意将这种泡沫当作中国证券市场超常规发展的证据。但事实却是，在泡沫破灭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政府当初廉价注入的信用，现在已经成为政府巨大而又真实的财务负担。仅仅南方证券一家，就让政府背上120亿元的真实债务。而正是这家公司，在当初的“牛市”中神速扩张、出尽风头。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人都知道，南方证券并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国金融机构的标准模式。从2004年中国证券公司成批量倒闭的令人惊讶的事实中，我们大致可以换算出当初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信用输送，现在究竟变成多少真实的债务负担。不用说，这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应该清楚的指出，这些真实的钱并没有真正蒸发掉，而是已经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运动中”的巨大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比作一场“蓄意”的洗钱运动倒是颇为合适。
政府为特定利益集团廉价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场化模式，我们可以在90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的市场化过程中看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医疗、媒体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部门，政府不仅鼓励他们凭借垄断地位进行市场化操作，而且鼓励他们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国，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信用），进行不真实的规模扩张。经验和数据都表明，在中国2002年开始的最新一次经济扩张中，中国高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一边以自己的公共服务特性大肆廉价圈地成为新一轮土地投机中的主角，一边又以自己的垄断经营地位大量套取银行贷款而一跃成为信贷扩张中的生力军。在中国江苏省，一个地级市竟然也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大学城，而在这个大学城中，一家只有300教职员工刚刚转为本科的学校贷款竟然达3亿之巨。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为了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官僚利益集团甚至不惜将国家信用廉价提供给普通消费者。这一点在与官僚垄断利益非常密集的房地产、汽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