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私营企业中，由各种税外交费、政府摊派以及公关、招待费用所构成的所谓企业“三项支出”相当惊人。其中一份对1257位被访业主的调查显示： 2003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36655.3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总计16240.3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4.3%。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一份调查却显示，这些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却呈现不涨反跌的趋势。
如果在20多年之前，中国劳动力的廉价还是某种出于自然的禀赋，那么20多年之后，这个比较优势就一点也不自然了，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政治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官僚集团将金融、土地资源用于洗钱，实施低效率的恶性配置，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经济都将人力资源当作某种类似于自然资源的东西，进行相当不人道的过度开发；一方面是制造负价值的官僚利益集团以奢靡的方式支配着绝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们无法分享财富和资源，这不仅是一种效率最低的要素组合模式，也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剥削结构。透过这种结构的棱镜，中国内需低迷、完全仰赖附加值极低但规模极大的出口模式的谜底，已经昭然若揭。也正是这种剥削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国官僚系统廉价甚至无偿控制了一切资源和要素的情况下，他们必然要选择要素及资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对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理性）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怀疑，中国都市近几年中突然出现的汽车及房地产消费繁荣，是不是也建立在财富突击转移的基础上。这些财富是中国人经过20多年胼手胝足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它可能表现为银行存款、也可能表现为土地的升值，然而，为了官僚利益集团制造政绩、瓜分财富的一时之需，它们很可能已经被一夜之间转移给了少数人。果如此，在这一轮经济过热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银行坏帐的激增和房地产的急剧贬值。当然，还有更加萎靡的内需。
第九章 迷途全球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量以及“历史终结”的普遍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佛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
迄今为止，中国是以一个全球化受益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将这个形象还原成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数据，这个形象大致由如下数据构成：每年高达600亿美元以上，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的fdi（外国直接投资）；仅次于日本，将近6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列世界第三的对外贸易额；长期保持但相当温和的贸易顺差；稳定而坚挺的人民币，如此等等。如果我们知道，仅仅在26年之前，所有这些数据的基数都几乎还是“零”这样一个事实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国为什么会留给外部世界一个迅速崛起的印象，以至于“中国威胁论”会成为一个迅速升温的国际话题。显然，就上述数据的强劲程度而论，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全球化的被动受益者，而是一个主动利用全球化机遇的模范生，一个令老师们望而生畏的后来者。这似乎颇有点像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然而，从内部看中国，这个形象可能就远远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了，相反，它更像一个虚弱的巨人。
野蛮的力量
经过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语汇和重要的经济哲学。在经济学家灌输给中国人的理解中，所谓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种理解显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当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为代价而赢得竞争优势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并不断取得成功时，逆淘汰现象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可以反映这种竞争机制精髓的一句中国格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用来描述19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可谓是精准之至。
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这样悬殊的人力价格差距，中国经济学家一般是将其当作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的底层劳动这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百分之七十，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十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开始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2005年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人民币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人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三十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所谓的中国世纪，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为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中国经济学家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无组织工会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的社会权利（各种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弹压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政治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经济学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政治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的上扬。在企业主和政府官员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真的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经济学家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当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作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中国经济学家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作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更是中国学术界在精神上彻底堕落的一个明确证据。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存底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所谓竞争力，而是惊奇于中国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于中国不太自知但却越陷越深的竞次战略，中国的左翼学者左大培大声抨击到：“让人民更贫困，以便使出口品有更强的竞争力。这样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反映的实际上是人民的贫困化，但是它却成了许多人沾沾自喜的资本。”这种所谓的“鲶鱼效应”可能正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形成的秘密所在。中国并非有什么了不起的贸易武器，它只不过是别人更有能力将它的人民驱赶进一种野蛮的生活方式而已。对这个结论，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我们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中国才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们不寒而栗。然而，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