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中国的政府官员及其帮闲经济学家们,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它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则是,我们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中国的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十倍。与此同时,中国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最高决策者们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国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20万元/每亩,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15万元/每亩。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5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5—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国在fdi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了解了中国fdi这种放血式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有中国学者曾经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他们认为,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3%,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治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员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一位学者在研究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他幽默地评论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引进外资,第二是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在中国整个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所谓的项目和投资,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的体制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耻辱。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劳动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也十分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来满足中国炽烈的虚荣心。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可能只见过赖帐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襄助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某种核心体制的延续。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性待遇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事实上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通过这一整套的竞次战略,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中国赢得了指标和数据上的辉煌胜利,不过,它可能仅仅是指标和数据上的胜利。
巨人的泥足
中国在10余年中以竞次方式与全球经济的无缝隙融合,虽然换来了一系列的可以满足虚荣心的数据和指标,但没有为中国赢得什么竞争力。
一个常识是,人力价格并不是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中国的竞争力就显得相当脆弱了。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的测算,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就是说,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只要其他因素稍稍变动,这种低劳动力价格所带来的优势就可能丧失殆尽。这足以见得中国低人力价格所形成所谓竞争力是何等之粗放,何等的不堪依靠。当仅仅依靠压榨劳动者就可以获得剥削利润的时候,企业主总是很少有动力投资去改进生产率的其他因素的。他们既不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需要花钱改进技术。这就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构成的所谓“低技术陷阱”的恶性循环。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不屑地讽刺说,中国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这与其说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倒不如说是中国凭借其竞次能力已经坐稳了全球经济食物链的最底端位置。有人形象地概括到:中国并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而是世界民工。滑稽之处在于,中国似乎对这个“民工”位置相当的自豪。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与政府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种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的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2003年中国的出口额和出口额已经分别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竞争力不断下降的事实其实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中国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至。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壁垒的排斥之外,中国对外资给予的税收超国民待遇,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所谓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为国内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