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奉承和吹捧，与毛的关系始终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围。
邓发上任后不久，很快就因中央党校的课程设计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邓发就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已是毛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的一年后，中共文宣部门的气氛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40年2月，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已被中央书记处规定为“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1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文宣大权仍由张闻天掌握，而邓发对莫斯科原教旨主义的敬意并未因自已境遇的改变而稍有减退。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尽管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作为中共干部理论教育的重镇，中央党校的学员，尤其是高级班的学员，仍需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尽管教学课目已一再精简，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只要讲授这些课程就必然给那些留苏、留日的“红色教授”提供“掉书袋”的机会。
1《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212。
毛泽东另一个说不出的恼怒，则是邓发对学习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毛相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红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党校虽然也组织学员学习讨论毛的论文，但在毛眼中，这些大多属应景之举。特别令人生气和无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毛泽东青睐、被毛指定干部必读的《联共党史》，也不得不由那些号称精通俄文，熟悉苏联情况的“红色教授”来讲授，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央党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堡垒。
毛泽东原先对中央党校并不十分重视，和军队相比，中央党校一类文宣单位在毛的政治天平上只占较轻的份量。对于信奉“枪杆子万能”的毛泽东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军队是其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有了军队可以造党”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毛在军队与党关系上的“唯枪杆子”主义的倾向。因此，1935年后毛有意让国际派继续控制中共文宣阵地，作为对方让出军队领导权的一笔政治补偿。但是，随着毛泽东权力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毛已不满足于仅仅领导中共军队。毛现在已基本控制了党，并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党，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原先不甚被毛泽东看重的中央党校等一类单位就变得极其重要了，现在毛不仅有时间而且有精力来过问中央党校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了。
当然，毛泽东关心的绝不仅仅是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他对中央党校之所以有强烈兴趣还基于另一现实考虑：根据中共中央原先的决定，中共七大将于1940年在延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组织推选的七大代表已陆续来到了延安。但是毛泽东并不愿在无绝对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召开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张，将中共七大推迟举行。但是毛又不愿放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对七大代表进行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将七大代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是毛泽东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安的最能说出口的理由，而中央党校又是安置这批干部的最佳场所。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党校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也。一方面，中央党校要进行自身的改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赋予了特别任务。显然，邓发将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无论是邓发对毛的态度，抑或是邓发与王明等国际派的关系，都使毛对邓发不能放心。
但是，邓发毕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毛一时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可将邓发的校长职务罢免，于是，毛泽东再次施出他惯用的“掺沙子”办法——继续保留邓发的校长职务，但调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让彭真掌握中央党校的具体实权，从而架空邓发。
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将担任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华北调回延安。同年12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邓发虽然继续留任校长一职，但却又在中共中央内专设一个中央党校五人管理委员会，用以分散邓发的领导权限。该管理委员会除邓发为委员外，毛的两个重要助手彭真、陆定一，以及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军委总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员之中。1
离中央党校第一次改组不到三个月，整风运动就在延安全面展开，一时延安各机关、学校高干约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进中央党校。为了落实毛的整风计划，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宣布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二次改组。这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任命政治地位远逊于邓发的彭真为中央党校主管整风运动的最高负责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谋略，将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进一步分散，宣布将党校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由毛泽东负责对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取消1941年12月成立的党校管理委员会。2这次改组后，邓发虽继续留任党校校长，但他的权限已被削夺殆尽，仅负责主持教务会议。彭真则被委以主持权力极大的政治教育会议，并和陆定一一道主编指导整风的刊物《学习报》。至于林彪，虽被责成主持中央党校的军事会议，但林彪并没到中央党校就职，而是前往重庆代表毛与蒋介石会面，并留在重庆中共代表团，直至1943年7月才返回延安。
经过第二次改组，原先对党校工作事无巨细“都事必躬亲”的邓发在中央党校已成了一个光杆校长。从现有资料看，邓发没有对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屈辱性的安排。不仅如此，邓发在公开场合对毛泽东的整风计划还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3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领导的整风领导核心之外，而他所负责的教务会议也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党校废除原有的所有课程，事实上已名存实亡。4这样，邓发这位被中央党校炊事员、勤务员亲切地称呼为“邓大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已处于无事可干的境地，邓发除了过问一下党校的蔬菜生产和扩大猪圈等一类杂事，5只得将工作重点转入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2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31942年2月1日，邓发主持了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有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在毛报告前，邓发在会上作的开场白里提出将以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作为党校教育的新方针。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发经常在一些场合以自己经历讲述“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必要”。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63。
4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作出的《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参见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255。
5《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页364。邓发、项英、彭德怀是中共局面改善后少数几个仍保留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工作和生活习惯的高级领导人。1939年底邓发自新疆返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对此邓发十分气愤，他感叹道：“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4。
1943年3月，邓发挂名中央党校校长的日子正式结束。邓发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下属单位民运工作委员会作一名空头书记。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之被毛泽东挑选作党校副校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毛需要借用林彪的军人身份，震慑党机关和党的高级干部。
然而林彪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对林彪的倦怠，毛泽东表示宽宏大量，他允许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而将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持。
至此，中央党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四 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里貌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全面引入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
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份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入校，而免除其家属的资格审查程序。1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入学校归自己使用。2
1《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260。
2彭真：《中央党校计划》（1941年），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4。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部组织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负责联络的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经过这番改造，党校的机构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党校的鼎盛时期，全校人数共约六千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工。1伴随着机构扩增，官僚化趋向急剧增长，原中央党校曾经存在着的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校管理干部之间的那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基本就被扭转了过来。
彭真领导中央党校后党校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彻底废除了党校系统讲授马列基础知识的传统，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的论著，以及经过选择的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党史》，并将“学习”与展开党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中央党校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