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4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5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1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载《解放日报》，1943年1月26日。九十年代初，胡乔木将此篇文章改名为《报纸是教科书》，收入《胡乔木文集》，对为何改名，胡未作任何说明。参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2《致读者》，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3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4参见《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
5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0。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份在报纸上发表，一部份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
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1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
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2
1参见《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2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称边区的特务分子常常写不真实的新闻，企图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已经被“查出来”了。参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定—、胡乔木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党报”。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惯例，而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报道和版面安排的顺序，将国际和国内新闻降至次要地位。对刊登国际新闻更是从严掌握，所有国际新闻一律须重新编写，严禁照登外电原文。
《解放日报》既为“党报”，它就必然同时又是已掌握了党的毛泽东的个人喉舌。1942年4月后，报社遵从毛的指示，多次发表经毛修改的讲话和文稿，而发表这类讲话的时间一般都较毛作演讲的时间推迟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其文字稿推迟约一年半才经修改整理完毕，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报》。
作为毛泽东严密控制的宣传工具，《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陆定一调入《解放日报》后，奉毛泽东之命将工作重点放在新辟专刊《学习》上，使《学习》很快成为指导整风的风向标。
《学习》专刊于5月13日出版，共办了八个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对于如何学习文件、如何开展小组讨论，怎样写反省笔记，都针对性地发表各类文字予以指导。当整风进入到干部思想反省阶段后，《学习》专刊还配合登载了一批各类干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风转入审干、肃反阶段，《学习》专刊的使命遂最后完成，终于在1943年1月16日宣布终止。
《解放日报》还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报纸用两版篇幅集中登载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范文澜、张如心、罗迈（李维汉）、温济泽、李伯钊、陈道、蔡天心等纷纷“口诛笔伐”，陈伯达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将王实味称之为“王屎味”。但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版面，使《解放日报》成为一边倒围剿王实味的主要战场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复发表冠之以“延安文艺界”名义的《关于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的总结性长文，最终将王实味扫入“反动派”的行列。
《解放日报》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尽心尽责，全面发挥了其作为党与领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驯马，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后一个短时间，《解放日报》竟忘了“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居然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生自杀的消息，此“错误”被毛泽东迅速抓住。毛严厉指责《解放日报》“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他称，“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并表示，《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仍有错误。毛再次重申，“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1
1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上述批评意见。参见《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8。
和毛泽东相比，《解放日报》编辑们头脑毕竟简单一些，他们耳闻目睹在延安不时发生的干部、学生自杀事件，以为选择一两条消息刊登也无妨，却未料到无意中他们已犯下“暴露阴暗面”的严重政治错误。在毛泽东大喝一声后，从此在《解放日报》上就再未有任何有关延安消极面，诸如自杀事件的报道了。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三 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四面出击，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发起全面进攻。毛的进攻的步骤是先行夺回被国际派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和延安各类学校的领导权，继而全面整肃党和军队中的留苏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全党。中共中央党校的改组就是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两个战役一并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中央党校是中共为对党的中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训练而设置的干部教育机构，1933年3月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之名创立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由于处在战争环境，设置极其简单，学制也较短，分别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不久，因长征而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陕北瓦窑堡复校并易名为“中共中央党校”。
虽然自1933年后，董必武长期具体领导中央党校，但是张闻天作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和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中央党校的教学安排或讲授内容一直都处在张闻天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1937年5月，董必武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由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又改由康生担任校长一职。康生就任中央党校校长虽仅半年左右，但他在党校营造出的神秘紧张的气氛却给当年在党校学习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1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空缺下来，陈云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代管中央党校，直至1939年底邓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止。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是邓发在中共核心层的地位进一步衰落的反映。遵义会议后，毛迅速疏远与周恩来、博古关系密切的邓发。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一抵达陕北，毛就将邓发贬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1936年6月，又以向共产国际汇报为借口，将邓发打发去莫斯科。1937年9月，邓发自苏联返国后，毛泽东不准邓发返回延安，而让邓发在迪化作地位较低的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在中共实现战略大转移，加紧调兵点将，竭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关键时刻，毛把邓发箍在远离国内政治中心的迪化，使邓发彻底丧失了在八路军、新四军建功立业的机遇。1939年未，邓发奉命返回延安，随即就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职务均是1938年春毛为考察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而有意让他担任的闲职，随着康生获得毛的信任，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留下来的这两个闲职就改由昔日权倾一时的中共“契卡”首脑、今天正在走下坡路的邓发来填补了。在这段时期，邓发应张闻天的邀请，还曾前往马列学院，在张闻天主持的“十年苏维埃运动”全院大课上讲过苏区保卫工作。2
1宋平：《张闻天同志对于干部理论教育的贡献——重读<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8。
2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的听课回忆》，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23。
邓发是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组织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一身兼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和狂热的苏联崇拜者的性格特征。1935年后，因被剥夺了情报肃反大权和在中共核心层影响力的下降，邓发的狂热性大为减弱，开始对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逐渐有所认识。1936至1937年，邓发居苏联一年，参加了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王明有了较多的工作联系。返回延安后，邓发对毛表现出有尊严的承认态度，但是并无曲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