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解放日报》却对毛的这番话置若罔闻，未将有关他的活动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栏题报道了毛泽东于2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报告的消息，遂被毛看成是对他个人权威严重的藐视。于是，毛就认为博古领导下的《解放日报》对整风运动的宣传，既无广度，更无深度。
对《解放日报》经常刊载张闻天、吴亮平等人所撰写的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又臭又长”的文章，毛泽东更是感到难以容忍。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戈宝权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另一个法国》。张闻天等人除了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还指使马列学院的干部从苏联一些理论刊物翻译大块文章，然后移植于《解放日报》，致使本来版面就紧张的《解放日报》充斥大量“洋八股”，显得更加“贫乏无味”，“面目可憎”。（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报》只出版两个版面。）
凡此种种，都成了毛泽东决心整肃《解放日报》的理由。毛多次尖锐批评《解放日报》，强调：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3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并把此事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份。
1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2。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2杜青（杨松遗孀）：《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2。
3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3。
1942年2月，毛泽东整肃《解放日报》的行动正式开始。他亲自调派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社，在暂时维持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下，陆定一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进党报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组织“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会上鼓励与会的七十多人对《解放日报》的缺点展开批评。
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至此，《解放日报》完全被纳入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有一些是符合事实的，但由于毛批评的出发点是为着巩固个人对报纸的控制，因此毛的批评在许多方面又是夸大其辞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即以令毛泽东极为不满的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通讯员”一事而论，毛的批评也是有欠公允的。《解放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弥漫全球之际，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美英盟军反法西斯战场的战况，不仅完全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是抗战期间持爱国立场的任何一家严肃报纸都必须履行的职责。
对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报道保持一定的适度，这与当时毛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从中共组织原则上讲，毛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名成员，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多宣传集体，少宣传个人”的集体领导原则至少是毛泽东表面上也赞同的。
《解放日报》大量刊载“洋八股”也是事出有因，概因毛泽东本人在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的运动，才引燃了这场火。至于国际派借机“掉书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毛泽东的鼓动客观上为他们的卖弄提供了机会。张闻天等人只是在奉命办事的过程中顺带一些私货借以自炫罢了。
其实，在延安日益低迷的政治高压下，博古、杨松为办好《解放日报》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尤其是杨松，几乎达到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地步，生怕工作中稍有失误引致毛的不满，使自己本来就黯淡的政治前途更加险恶。
杨松原名吴绍镒，曾用过吴平、瓦西里、戈里等化名，湖北黄安（现大悟县）人，是一位与毛泽东毫无历史与工作渊源的老共产党员。杨松自1927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长期留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与王明有密切的关系。1931—1933年，杨松被调入苏联远东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从事华工教育及搜集日本情报的特殊工作。1933年夏秋，杨松又被调驻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1934至1935年，杨松奉王明命令，多次代表共产国际，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向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游击队传达指示，协调东北抗联内部关系。杨松还多次保护即将遭判刑和流放的被调入苏联接受审查的东北抗联干部，使之免遭康生的荼毒，曾结怨于康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杨松并因长期在极其艰苦的东北地下环境中从事秘密工作而患上严重的肺结核。
1938年2月，杨松辗转来到延安，在张闻天领导下做理论宣传工作，曾任中宣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在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解放日报》创刊后，博古、杨松有意将《解放日报》办成像《真理报》、《大公报》、《新华日报》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权威报纸，他学习《真理报》、《大公报》重视社评、每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模式，在博古的要求下，也坚持每天亲自撰写社论一篇。由于写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极差，杨松已痊愈的肺结核再度复发，但杨松仍奋力带病工作。
博古、杨松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有所疑虑，但在报社工作中却不敢稍有怠慢。2杨松更是极其谨慎，每天从社论到消息报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细检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3
1李范五：《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页187。
2丁玲回忆道，博古主持《解放日报》给她的印象是“极为审慎”，博古曾告诫她，不能把《解放日报》文艺栏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轻骑队》。黎辛说，博古强调“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上存在”，“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57；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 期，页59。
3毛泽东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后，杨松就已预感到自己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他对昔日的同事张仲实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幺用处。”参见张仲实：《悼杨松同志》，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后，《解放日报》紧紧跟上毛泽东的步伐，频频发表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杜论和专论。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的社论；9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的文章《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10月14日又发表艾思奇的《主观主义来源》一文，提出主观主义具有书本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态，将毛发动整风意欲整肃的两种对象正式揭示出来。
尽管《解放日报》对整风宣传尽心尽力，但博古、杨松再努力也是白费劲。1942年2月，奉毛泽东命接管《解放日报》的陆定一甫抵清凉山（延安《解放日报》所在地）就拿杨松开刀祭旗。陆定一等批评《解放日报》每日撰写社论是虚应故事，徒费劳力，杨放之等人甚至指斥杨松“粗制滥造”。1 陆定一等的行动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以社论事为突破口，谋求一举改组《解放日报》。
1杨放之又名吴敏，1937年抗战爆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后，即参加创办《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新华日报》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之一。他完全清楚《新华日报》自创办至1941年初每天必发社论的传统，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新华日报》才改而决定不再每天发表社论。但是杨放之在1941年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后，迅速站到了陆定一一边，成了反对《解放日报》每天发表社论的主要人物。参见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期，页3。
不言而喻，博古、杨松决非是有毛作后盾的陆定一的对手，陆定一的意见最后被采纳，《解放日报》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惯例。1942年8月15日，陆定一正式取代了杨松，担任了《解放日报》主编。而杨松则在抑郁中于1942年11月23日病故。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二 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仍由博古任社长，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挂名。尽管博古仍在报社继续负一些具体事情的领导责任，然而《解放日报》的实权已在主编陆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的手中。
《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道内容和版面设计等一系列环节，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份新闻。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的，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道，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1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2 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走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3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象”和“假象”，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