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1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2
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着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3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4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
1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载《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34-137。
2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08。
3《丁玲日记》，1978年10月8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页15。
4例如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乔木的直接“指导”。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誊抄复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11月9日离开哈尔滨出国。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页121-122。
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一 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后，毛泽东一直在为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而奋斗。
由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对中共报刊寄予了最大的关注。1941—1942年，毛泽东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放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份。毛泽东改组《解放日报》是为推动全面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坚战，此举标志着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的毛个人控制舆论工具过程的最后完成。
六届六中全会后，虽然毛泽东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对文宣部门的控制尚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中共文宣部门尚留有一些国际派人物在主持工作，对毛仍存有一定的制约，因此毛对中共文宣系统还是左右看不顺眼。
首先，毛泽东对由博古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抱着根不信任的态度。中央党报委员会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领导、监督中共所有报刊的言论活动。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一职长期由张闻天担任，1938年后博古虽继任此职，但由于博古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中央党报委员会实际上仍由张闻天掌握，直到1940年11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才由博古真正负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延安的报刊开始把毛的言论及活动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对毛泽东也就做到这一步为止。在张闻天、博古的安排下，毛泽东只是比较突出的一名政治局委员而已，为了体现集体领导的原则，延安的各种报刊仍然大量刊登张闻天、王明、凯丰等人的理论文章。这种舆论导向使广大党员无从减退对王明等人的崇仰，也无从增添对毛泽东的认识。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虽然气愤，但一时也无可奈何，毕竟毛当时还不便主动提示别人来歌颂自己，然而毛泽东执意搬去张闻天、博古这两块石头的决心却已下定了。
毛泽东的另一个不满对象是由王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以后随中共代表团迁至重庆，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报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对于《新华日报》的中央机关报性质，在1938年的中共党内是无人会公开提出疑问的，事实上延安也予以默认。1938 年4月2日，中共长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地方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各地方支部订阅《新华日报》，并且在党的会议上讨论《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1
1《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载《群众》，第1卷，第22期。
在技术方面，《新华日报》也无可争辩地处在所有中共报刊的首位。《新华日报》的采编人员大多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王明、周恩来甚至还邀请了中间派人士陆诒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和大型日报《新华日报》相比，延安的周二报《新中华报》只是一张小报，很不符合中央机关报的身份。
1938年7月初，王明指示《新华日报》暂不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尽管不久王明、周恩来即指令长江局以“新群丛书”第十五种的形式另出了《论持久战》单行本，但这并没有消弥毛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怨愤。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同意《新华日报》暂时停刊、参加国民党提出的《联合版》一事，严厉指责周恩来“你们未征求中央书记处意见，即同意停版，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1 在毛泽东眼中，《新华日报》不仅成了王明、周恩来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礼的工具，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导全党，对外代表中共的舆论喉舌，实属不能容忍。2尽管毛泽东对《新华日报》强烈不满，但是对于国统区这唯—一份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毛当时尚无法直接支配。同时，毛也相信，如果能促使周恩来改变观念，并对《新华日报》施加毛个人的影响，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易辙，《新华日报》自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只是《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唯一机关报的地位必须改变。
1941年春，毛泽东整肃中共新闻机构的措施相继出台。第一步。毛泽东以“技术条件的限制”为由，提议暂时裁并延安的大部份党刊。财政困难固然是事实，但毛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因为遭受裁撤的刊物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并没有恢复。裁并结果是，由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一批报刊纷纷关门大吉。3中央党报委员会名存实亡，几乎不再有党刊党报需要管理。
毛泽东的第二个行动，则是在1941年5月15日宣布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于次日正式创办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并通知全党：今后中共“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4
1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庆遭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十多家报馆均遭破坏，国民党当局以疏散为借口下令重庆各报停刊，共出一张《联合版》。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大局，周恩来说服《新华日报》社内部持反对意见的同事，接受了重庆当局出版《联合版》的指令，但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申明，一俟将有定所，即恢复出刊《新华日报》，然而此事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89；另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页92-94。
21938年12月12日，王明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抵达西安，12月19日给《新华日报》主编潘梓年以及吴克坚、华岗写信，表达他对报社工作的关心，而代表南方局领导《新华日报》的凯丰也曾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4 日给王明写信，向他汇报《新华日报》情况。1939年9月至10月，王明赴渝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多次在《新华日报》社作报告，9月29日，王明在重庆南方局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在发表时改为《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并注为“9月20日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上的报告”，发表于《解放》周刊总89期（1939年11月7日），其中把“党的任务”部份全部删除（王明作报告的时间是《解放》周刊有意变动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国民党）。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1938年后王明对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仍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延安并不乐意看到王明就全党范围的问题发表看法。
3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自1941年4月起暂时停刊，四个月后恢复。1941年6月15日，复宣布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停刊，1941年8月，《共产党人》停刊，以上刊物以后均未复刊。
4毛泽东：《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载《毛泽东新闻文选》，页54。
创办《解放日报》是毛泽东在统一中共全党宣传舆论机构方面获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毛对《解放日报》倾注了强烈的关心，他亲自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然而时隔不久，《解放日报》的表现就令毛大失所望。毛发现该报在言论方面与已经停刊的延安党刊并无任何实质区别。毛泽东选择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负责人，虽属是对博古的降级使用，但也是对曾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博古的一项安抚。毛相信，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博古绝不敢违抗自己的旨意，《解放日报》将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是情况却非毛泽东设想的那般顺利，博古与该报主编、另一国际派人物杨松配合默契，竟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此事自是延安共产党员关心的头等大事，于是博古、杨松等在报纸上以最显著的地位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苏联红军抵抗入侵德军的战况，有关国际问题的新闻、社论和文章在报纸版面上占了压倒优势，而对中共及其军队及陕甘宁边区的报道，一时则数量相对较少，位置也不显著。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直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极为恼火，认为这种“有闻必录，不加改写”，将外电直接捅上报纸的方法，使读者看不出党对某一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立场和倾向性，是在为别人做“义务宣传员”。1
《解放日报》对有关毛泽东个人活动及整风运动的宣传，也令毛泽东强烈不满。《解放日报》创刊后，毛几乎不加任何掩饰地要求杨松在报上突出宣传自己，他开导杨松：“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2 但博古、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