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王明是机会主义”这一命题扫清障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文件,才成为整风初期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只规定了十八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十八个文件中只有两份是斯大林的作品。可能是毛泽东感到如此编排文件倾向性过于明显,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了四份必读文件,除一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它三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个文件”。
    在“二十二个文件”中占据最重要位置、被列入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被列入第三篇的文件则是康生在延安两次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和《痛斥党八股的报告》。
    康生作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从整风之初就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康生在2月21日、3月7日这两次大型报告会上,竭力发挥毛泽东对国际派及知识分子的嘲讽、挖苦,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全党广泛地传播开来。
    除了康生,毛泽东在延安的其它盟友1942年春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弼时以及政治地位正在上升的彭真、李富春、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或在《解放日报》发表阐释性文章,或亲赴中央党校作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辅导报告。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为了立功赎罪,也打足精神跟在康生等人的后面摇旗呐喊。至于陈伯达、艾思奇、张如心、何思敬等理论家更是积极辛劳,不时在《解放日报》上推出长文或短论。一时间,密集的理论灌输犹如暴风骤雨,在延安倾盆落下,就在这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延安干部的思想改造过程已经开始。
    如果与整风运动中后期大规模的审干、肃奸、抢救斗争相比,整风运动发动之初的干部学习文件的活动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尽管自毛泽东发表演说和康生传达毛的报告后,延安出现了一段“自由化”时期,但为时不久,“矛头向上”的风向就被迅速扭转。3月下旬,毛泽东紧急刹车,精心部署对王实味的“反击”。中宣部“四三决定”更具体落实毛的战略意图,明确强调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和高级干部一样,同属整风对象,1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时间为五个月。
    1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364-365。
    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四三决定”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有二千人参加的大会上,康生要求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由该组织统一领导各单位的运动。14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话。2
    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包括三个阶段:
    一、粗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二十二个文件”全部浏览一遍,读后要做笔记,并进行初步讨论。
    二、精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所有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和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开讨论会)。3
    三、考试阶段
    从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单位的文件学习进入到考试阶段。中央党校在6月23至7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四个考题事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4考试题目是:(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5
    1《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2《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3阅读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为王首道首先提出,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11。
    4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78、77。
    5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78、77。
    中央党校规定,在考试期间学校关闭,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来访。文化程度低不能执笔的学员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
    在中共历史上,由党的中央机关动用组织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干部暂停日常工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文件学习,这是首次(以往中共党员也有组织安排的政治学习,但为时一般较短,性质更与延安整风期间的文件学习完全不同)。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于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二 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说明毛泽东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张并不十分乐观。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他不能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全党在思想上极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乱。毛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暂时也不能将党内上层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用明确的语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从而暴露出党的核心层的分歧,相反,毛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只能小心行事,而决不可对延安干部草率处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求干部写出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就是实现“文攻”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抽阅干部反省笔记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第二,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可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压力,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鼓吹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中共元老吴玉章自述:他“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1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中共广大党员而言,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1《吴玉章文集》,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页240。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眼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
    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1
    两天后,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2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3
    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作一个幌子。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4完全是针对其它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1《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2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4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泽东认为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