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并没有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松警觉。他完全明白，联系个人的思想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决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件，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
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
所谓“经验主义”，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袖贴上的政治标签。“经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或虽未明确表示支持留苏派，但曾一度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是毛整肃的对象。但是，“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只是处在被整肃的第二层，而毛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管这种“承认”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泽东一般均放他们过关。
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的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1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严格的说并不“深刻”。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历史作出严厉的自我批判，更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明、博古等留苏派，与此相反，王若飞甚至在作“自我批评”时也没忘了为自己评功摆好，例如，王若飞反省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2
1《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2《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人们从这些话中实在难于判断王若飞“对党性的认识”究竟是属于缺点，还是属于优点。
尽管王若飞的反省只是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国际派的排挤。王若飞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紧密。抗战后王若飞获毛泽东容纳，成为毛泽东核心圈外第二层的重要干部。王若飞平时对毛的态度十分恭敬，现在又在报上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开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效忠，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毛泽东又如何可以求全责备？
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于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其它干部焉能不从？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对于一批有留苏或留日、留欧美背景，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统工作的党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当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篇演说和《解放日报》的《教条和裤子》社论发表后，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目标。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拒绝反省，最终被他们寄托于生命全部意义的党所抛弃；或遵循党的要求，彻底与过去告别，脱胎换骨，用毛的概念取代过去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的概念。习惯于听从上级指示的文职干部几乎不加思索地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们必须对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痛加谴责，继之又需对毛泽东的“伟大”表示心悦诚服。
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三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充分领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1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问题在于，王思华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对此种弊端展开严肃认真的分析，而是企图以此作为迎合某种政治新风向的手段。为此，他不惜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2
紧接着，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词句进行自我贬损。他承认，教学生“啃《反杜林论》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3 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4
1《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2《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3《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4《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王恩华痛骂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竭力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2
王思华的反省开创了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澜、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属于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3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4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口诛笔伐“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因积极传播教条而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5但在整风之初，柯柏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谴责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6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著，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7
2《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3《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4《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5参见《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书店编印，1935 年），页72。
6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7。
7 《谢觉哉日记》，下，页791。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的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即可。
我们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饶有兴味的是，曹里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若将其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对毛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曹里怀径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1
曹里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他写道：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2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动初起，吴玉章等也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吴玉章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