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3
1《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2《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3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载《吴玉章文集》。上，页241。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1942年李六如已经五十五岁，他对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的名言）。”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1 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2
1《谢觉哉日记》，上，页456。
2焕南（谢觉哉）：《感性与理性》，载《解放日报》，1942年8月10日。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毛泽东、康生、彭真、李富春、胡乔木、陆定一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三 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正遵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将学风和党风学习纳入到干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忽然间，运动的风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各单位又迅速开展了以反对“小广播”为中心的反对“自由主”的斗争。
所谓“小广播”，与“脱裤子、割尾巴”一样，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创造出的政治新词汇。“小广播”系指和党的宣传口径等“大广播”相对应的、在同志之间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的私下议论。
被中央总学委列为“极端危害党的大患”的“小广播”有下列五种类型：
—、泄露党的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行动。
二、散布与党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看法。例如，传播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
三、有关对整风运动目的的怀疑和议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
四、攻击党的领导，“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
五、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的宣传”，“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3
3《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470。
那么，最有可能散布这些反革命“小广播”、“实际上变成了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又是哪些人呢？中央总学委的《通知》提示各学委会必须严密注意下列对象：
一、在思想和组织上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二、“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这些人敌我不分，“对‘私交’可以无所不谈”，“就是反党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朋友”。但他们“对党的组织可以欺骗隐瞒，甚至听到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不报告组织”。
三、“喜欢溜门子”，“打听个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的人。1
具有上述三种表现的人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中央总学委并不想把运动仅限于这三种人中间，因为在广大普通党员中，因历史、职业、地域、个性等背景的相近，“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比比皆是，而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逻辑，凡具有这种特性的人皆有成为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可能性，所以《通知》明令“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自己与严正的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的报告出来。”2
如何坦白？中央总学委这一次又创造出新的办法，每个干部必须填写“小广播表”！
中央总学委规定：各机关学校应根据《通知》的精神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并将其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3
1《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470。
2《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470。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70。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强制广大党员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广泛，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属头一回。虽然在这之前，延安的党员和干部已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普遍写出反省笔记，但反省内容大多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如今更深入到个人的私生活领域，调查党员的私下言行和个人间的交往，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极端强制的一面。
尽管《通知》通篇都是“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党的团结”等意识形态术语，但调查党员私下言行毕竟与要求党员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当性颇令人怀疑。于是，针对党员中有可能出现的对填“小广播调查表”的消极不满情绪，中央总学委又“适时”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1942年末，围绕动员填“小广播表”一事，各机关学校布置反复学习毛泽东1937年所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毛的这篇演讲稿与其说是论述自由主义的论文，勿宁说是毛在阐述其理想中的共产党员人生哲学的范式。毛在这篇演说中撇开“自由主义”一词的规定性，对它作出新的解释，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的一般习惯。毛所要反对的自由主义，除了指政治思想上与党的路线背离外，重点是指党内的“一团和气”，换言之，就是在共产党员中所存在的“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现象。现在，重新翻出毛泽东当年的报告，把“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自由主义”和眼下要肃清的“小广播”串联起来，为反对“小广播”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反对“小广播”的通知下达后，延安宣传媒介的反“自由主义”的宣传攻势紧紧跟上。1943年1月19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在整风中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机关学校除了动员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外，还纷纷组织以反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作为反“小广播”斗争的试点单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委会早在11 月20日就布置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大会历时十九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学校领导机关广泛搜集“犯自由主义”的材料；第二个阶段，动员师生展开互相批评；第三个阶段，则将斗争重点转移到“犯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错误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和事件上。1
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向每个工作人员发出考试试题，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
二、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它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它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呢？2
1《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2《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上述试题与半年前中央党校学风考试的内容已完全不同，延安的干部在遵命填写“小广播调查表”，搜肠刮肚地检讨自己的自由主义错误时，愈来愈对整风运动的转向感到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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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四 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整风运动既以反对主观主义开场，运动展开以后，延安干部又相继经历了整顿学风和党风的阶段，但在12月份，运动的风向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央总学委12月6日发布的肃清“小广播”的通知，强调党员和干部必须彻底交待个人一切言行和日常人际来往情况，并运用组织力量对所谓“串门子”、“爱打听”的情况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这早已和批判“主观主义”与“党八股”风马牛不相及，而更类似于保卫机关的肃反侦察手段。尽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又部署开展反对“党八股”的文风检查，延安的报纸还在继续宣传整顿三风，然而事实上，原先以教化为重心的学习运动，现在已迅速向以镇制为重心的审干、反奸运动转移。
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的总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和他亲密的助手康生。为了顺利地将运动重心转移，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就在康生的协助下作了长时间精心的酝酿和准备。
促使毛泽东萌发审干、肃奸念头的导火线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委员会似乎还未正式开展工作。1942年春，《野百合花》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广泛共鸣引致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感，王实味文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反特权思想，连同延安文化人蔑视领导权威的种种行径，使毛感到自由主义、人性论已对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个人权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本来毛泽东就对“和风细雨”进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性有着充份认识，委派康生作为领导整风运动的第二把手和自己的代言人，本身就蕴含着整风运动所具有的惩戒性质，现在王实味和延安文化人公开跳将出来，更使毛相信，欲统一全党思想和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必须一手拿笔（教化），一手持剑（镇制），使文武两手并行不悖。从这时起，毛泽东就产生想法，要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