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味事件为突破口，在肃清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一并消灭党内的自由主义。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甚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1但在内部，中共上层已决定对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面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2 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历数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
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3
1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9。
2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3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究竟是谁？1942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王明、博古、朱德、凯丰、王稼祥、邓发等十人，王明因病住进了医院，早已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属于“中央领导同志”之列的还有彭真、李富春、陆定—、胡乔木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人，在上述这些人中，较有可能发表这番关于“特务分子”讲话的仅任弼时、彭真、李富春、凯丰、贺龙等数人。
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言的意义在于，他不仅预设了中共党内存在“特务分子”的活动，并且具体描绘了“特务分子”的特征和进行破坏活动的手段。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眼中，“特务分子”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二、散布思想毒素；三、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特务分子”反党的活动方式主要有三种：一、写文章；二、出壁报；三、进行“小广播”。从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描绘的“特务”图谱看，早在1942年4月中旬，延安上层已将表达批评性意见的党内知识分子划入了“特务”之列，不管王实味是否承认错误，其被扣以“国民党特务”、“探子”的帽子早已是命中注定。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它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1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2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3
1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2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此时，他已将自由主义排在“主观主义”之前，将其列为头号清除对象。在宣布人人必须“写笔记”之后，毛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他指示：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1
毛泽东4月20日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王实味和审干问题，但是毛的讲话已将反对自由主义异端的问题凸现出来，所谓对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实际上就是动员审干、肃奸的代名词。
毛泽东在4月中旬和4月20日的两次内部谈话已给审干、肃奸开了放行的绿灯，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就雷厉风行，立即行动起来。本来，康生的情报系统在“搜集材料”、“钻研材料”方面就已成效卓著，举凡一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材料无不在他们关注的视野之下。1941年11月末，康生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就曾专门著文介绍他们那种“带着高度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例如如何“一点一滴地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随时留心，随机应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选择对象，善于灵活运用调查项目，达到调查工作的目的”，如何“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运用材料，而不为材料所束缚”。2如今，中央社会部的这一整套经验全部被派上了用场。
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3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4对王实味的这个政治判决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谈，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证据便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另一个证据便是王实味于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向壁虚构，完全是“不为材料所束缚”、滥用想象力的结果。大概康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证据就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文章。
1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 年11月29日。匡亚明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参见罗青长：《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同志》；丁莹如（匡亚明夫人）：《永远的怀念》，载《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0－11、97。另据师哲称，匡亚明此时虽是康生的政治秘书，却不被康生信任，康生不允许匡亚明接触重要文件。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页216-217。
3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耐人寻味的是，康生为何执意“选择”王实味作“调查对象”，一心要将王实味制造成“特务”，而有意放过了同样受到国民党方面称赞的《轻骑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参加《轻骑队》的干部先后都隶属陈云领导下的中央青委，而陈云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康生同属毛所倚重的核心圈子，康生不得不有所顾忌；王实味则是张闻天的属下，将王实味揪出来足以令张闻天难堪，正可说明教条主义与自由主义乃一脉相承，是祸害革命的一对毒瘤！第二个原因则因为王实味的自由主义异端思想更典型、更严重，更符合“领导同志”眼中的“特务”标准。
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1
毛泽东对中央社会部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挖出王实味的战绩大为赞赏。6月19日，毛在一次会议上对此加以充份肯定，并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毛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二十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2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与“问题人物”来往密切的人是审干的重点对象。
二、“坏蛋”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中。
三、“好人”也有被“坏蛋”拉过去的可能，因此需要通过审干加以“拯救”。
四、审干、肃奸工作应秘密进行，以免打草惊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6月19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当中。果其不然，又再次发现“敌情”：1942年7至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 至10月，中央研究院又开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四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呜，3最后无一幸免，全被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4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页492。
2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3成全于1942年2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内容类似”。
4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的红军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儒，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