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强烈的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4月间方秘密部署的地下审干活动，到了9月就已获得很大进展，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党内暗藏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大大鼓舞了毛泽东，促使他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上来。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秘密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向与会者发出号召：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1
毛泽东严厉指责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2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厉声谴责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3 毛并且正式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4
1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2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3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年11月21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116-117。
4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毛泽东对整风目的的新解释，清楚表明从1942年4月开始的教化与镇制并重的整风正快速由教化向镇制全面转移（2至3月，是整风的动员和“鸣放”批评阶段）。很快，原先交叉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公开战线是以学习文件至为中心的整顿三风运动，隐蔽战线是秘密进行的审干、反奸试点活动——迅速汇合为汹涌的审干、反奸狂流。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固然不会遭到党内领导层和一般高干的反对，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毛泽东秘密部署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社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意识。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以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领导审干反特的首脑机关——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双重身份，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务猖狂活动的恐怖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着，康生严厉谴责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1
1943年1月4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负责人彭真，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彭真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2
康生、彭真的报告为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释，对于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不甘落在康生、彭真之后，他也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3 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10%，包括奸细在内的坏党员清除出党。4
1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6；另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2《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46；另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377。
3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4《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异端思想与异端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斗争，在毛泽东、康生等的精心领导下，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五 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肃奸报告和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的通知为标志，整风运动已过渡到审干、肃奸阶段。
初期，审干仍在地下秘密进行，由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与各机关学校首长负责对可疑人员进行背靠背的侦察，在公开的场合则仍以整风为号召。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整风似乎进入到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阶段，在许多单位，甚至一边布置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一边还在动员干部检查各人身上表现出的“党八股余毒”。但是进入1943年后，反对党八股的学习检查活动很快就告结束，表面的遮盖一旦揭去，审干、肃奸的主题顿时凸现出来。随着审干的节奏加快，中央总学委继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后，又发动了坦白运动，指令每个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代个人历史。
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具体传授延安开展运动的经验、方法和步骤：
一、关于写反省笔记的问题，毛要求彭组织干部对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进行反省，让“各人”都写一次反省笔记。
二、关于写思想自传的问题，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三、关于发动坦白运动及动员填“小广播表”，毛要彭德怀“发动填‘小广播’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统统填上去”。
四、关于审干，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
毛告诉彭德怀，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1
1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中心意旨是将调查干部个人历史、审干提高到一个过去从未达到的高度。然而根据中共组织原则，凡申请入党的人员在入党之前都须向党组织交上自己详细的履历以供审查，非党人士也得经过这道审查手续方可在中共根据地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部门工作。在中共党内，隔三差五，要求干部填写履历表更是常事，在1940年的审干中，延安的党员干部都已向党组织再次交代了个人历史，因此，仅就党员干部向组织提供自己的书面履历而言，此举并没有多少新意，也谈不上是什么新创造。但是此时此地重提此事却是别有一番深意的。这是毛泽东为了深化审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紧控制全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首先，党员提供的个人历史材料可以立即用于审干斗争。通过分析个人交代的历史材料，中央社会部和各机关学校的首长能够迅速排查出可疑分子。
第二，从长久的战略性眼光看，此举有利于在每一个党员心目中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之初，胡乔木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提出“脱裤子，割尾巴”的口号，但在当时，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教条主义者”和一批有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广大中下层党员普遍认为与己无关。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意识到可以将“脱裤子，割尾巴”的内涵丰富化，使“脱裤子，割尾巴”的对象从“教条主义大师”扩大到每一个党员，让全党上下都“脱裤子，割尾巴”。要求党员将自己的历史事无巨细和盘向党交代，同时“将一切对不起党的事告诉党”，就是“脱裤子，割尾巴”的具体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党员不断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随着党员自我意识的日益消失，毛作为党员良知和共产党道德判断的最高存在，已在党员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据主宰地位。
正因为毛泽东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一事极为重视，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单位在1943年审干的过程中，都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作了极其详细、严格的规定，所要求的范围几乎涉及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一切方面。
按照中共组织部门的要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填写干部履历表；二、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在这两种形式中，以个人自传为重点。
一份合乎要求的个人自传通常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个人的一般概况。包括年龄、出身、专业特长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二、个人的学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受奖惩情况。这一部份为自传的核心部份。传主必须按年月叙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时期的证明人及证明人的工作单位。
三、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家庭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以及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传主也必须交代自己与一般同学、老师、同事的关系，他们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和政治面貌。
四、个人对革命的认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在这一部份中，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以及对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党时的详细情况：由谁在何时何地介绍入党，是否履行过审批手续。更要提供是否曾经被俘、被捕及受伤脱队的详情。传主必须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细节，以及各项事件的旁证人。
五、党性检查。传主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详细反省个人参加革命后的一切言论、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对上下级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
按照中共组织和干部管理部门的一般常规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个方面的个人自传应该算是合格的了。因为无论从调查项目的细密程度，或是涉及干部历史背景的广泛和深入程度看，这样的历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中共组织对干部个人情况有一个完全、彻底的了解。换言之，当某个党员向组织交上这样一份自传后，他已无任何个人隐密，实际上已成了一个透明体。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毛泽东对干部交代历史还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此类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组织部门对干部自传的撰写已有严格要求，事实上已到了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程度，为何毛泽东还不放心？他的“写好”的标准又是什么？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毛泽东要求干部“三番五次”写自传至少基于两个原因：
一、通过“三番五次”的写自传，给干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彻底摧毁党员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写好为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非是要求个人交代地更细致。更广泛、更深入。问题的要害是干部在“三番五次”写自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