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必然进一步否定自我，而对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愈加敬畏，因为最后判断是否“写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风文件的要求，主要取决于各机关、学校首长的态度。
二、在干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传材料中，发现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再结合个人的现实表现，对照传主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调查表”和多次填写的履历表，在多种材料中进行排比、分析，从中确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来，干部交代历史一事的意义可谓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泽东的新概念来锻炼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党组织持久、全面、彻底地掌握干部的一切；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发现敌人。
作为审干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终于成了锤炼“新人”成长的铁砧。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六 “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1937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术，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心中的一切杂念连根除掉。1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2
1焕南（谢觉哉）：《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
2焕南（谢觉哉）：《拂拭与蒸煮》，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又是“蒸”，又是“煮”，广大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自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白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它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政治处别出心裁，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1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2
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过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3更有个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4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惟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织上审查。5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6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7
1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2《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01。
3《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279。
4《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279。
5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页140。
6《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279。
7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136。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
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1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 2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3向党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1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136。
2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页35-36。
3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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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七 “得救”：“新人”的诞生
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4
4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255-281。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
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着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一，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
朱明甚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