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1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作为“新人”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2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1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6。
2伴随着毛泽东新权威的确立，根据地内的等级制度也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讲人情、谈私交开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年，曾三对此就有过议论，他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284-285。对于根据地内的反“人性论”的气氛，初入延安的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外来知识分子都觉得不甚习惯。因为在白区，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到了“家”，情况反而不一样了，所以一时间，“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成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丁玲、王实味、萧军、朱明）。王世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进入延安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他对刘少奇说：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世英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参见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44-245。这种革命的“吹牛拍马”，以后伴随着等级森严的干部级别制度逐渐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长期从事国统区工作、从未去过根据地的夏衍在1949年听到别人称他“高干”，看到革命文艺家马寒冰向他敬礼报告时，还很不习惯。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62-22、640。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一 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
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份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托”虽非毛泽东首创，但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抵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1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发生在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该年的10月5日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主动服从中央决议，停止一切托派主张的宣传，11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等四人党籍。
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不久，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复电是：延安无此人。很快，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陈湖生被投入监狱，险遭杀害。后在滕代远等人的保护下，陈湖生虽免一死，但仍长期坐牢。1944年2月，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觉哉调阅陈湖生案卷，认为陈湖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因某种顾虑致久羁抑殊有不妥”。1谢觉哉日记所言“某种顾虑”，即陈湖生触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陈湖生在坐牢七年后才被释放。2
1937年后，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处决的事件，并非个别。据司马璐回忆，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1935年温济泽曾和张抱平同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3另据陶晶孙4之子陶坊资披露，陶晶孙的两个妹妹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凯孙“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5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籍干部秘密关押，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岸（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和刘毅生（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岸被关押了两年半。6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顾顺平，上海人，1935年底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后作为重犯，长期被戴上脚镣秘密关押，与陈湖生同监。在关押期间，顾顺平曾在某夜偷锯脚镣企图逃跑，因陈湖生告发而事败。7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以“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8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陈湖生之说是否属实？如果是假话，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属实，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详。
1《谢觉哉日记》，上，页575。
2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页21-28。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