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据曾参加当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是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3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绥师的反特经验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4
1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7-288。
2韦君宜：《思痛录》，页18。
3韦君宜：《思痛录》，页8。
4韦君宜：《思痛录》，页8。
陇东地区的“抢救”更是酷烈，地委负责人李景波公开提出，由于1935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所以从那时以后来边区的知识分子都有问题。1
刘晓——离休前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1942年后被分配至陇东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庆阳做财贸工作，“抢救”中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被押进专署保安处，受到十天十夜车轮战和假枪毙的威胁，而审讯人员则每两小时换一组人。刘晓最后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陇东地委办的整风学习班中，曾被评为模范县长的华池县县长汉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带挂在厕所的一棵树上自杀而死。一位曲子县完小被集中来的女教师，吞了图钉自杀未遂。有的青年干部则因灰心绝望准备出家遁入空门。2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3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4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5
1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58。
3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4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五 中央党校的“抢救”
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毛泽东则经常听取彭真汇报，可以说，是毛泽东具体指导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所有活动。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尽管他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刘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为刘少奇的老部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赫。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次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
中央党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党校一部设在小砭沟，在该部集中的大多为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1942年2月后黄火青改任中共党校秘书长，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党校二部驻在王家坪，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党校三部驻在兰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成立第三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和阎达开。党校四部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党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五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
中央党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红军时期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朱瑞（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马文瑞、韩先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李伯钊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1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2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朱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朱瑞认为，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2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 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3
1《李伯钊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页120-21。
2郑建英：《朱瑞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页296、298。
3邹凤平当时的妻子甘棠，原名阚思颖，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阚俊民，后改名刘鼎，中共党内著名军工专家。1949年后甘棠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甘棠1935年长征至遵义时被疏散在地方，并与其它被疏散的红军组成游击队。
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1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2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年才恢复，1966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3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幸未死成。4
1张平化：《满怀热情地参加整风学习》，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47。
2孔原：《一位杰出的革命女性——忆战友钱瑛同志》，载《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1。
3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4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页148。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1<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