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窑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2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子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3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4
据安子文称，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5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进行，只是斗争的热度有所降温。
1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362。
2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125。
3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页51、31。
4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页51、31。
5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6。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入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至1945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澜、陈学昭（1945年入党）、于黑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
白朗——来自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来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先是在《解放日报》挨整，继而在党校三部遭斗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1
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中也受到冲击。
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年7月3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2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年3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县川口区乡下返回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部，除不参加党组织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
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又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视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属题中应有之意。
高长虹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高在1926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飙社”的主将。1941年11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党，“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3
1王良：《罗烽、白朗蒙冤散记》，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页176。
2韦君宜：《思痛录》，页19；另见《解放日报》，1944年7月3日。
31945年8月，毛泽东曾约见高长虹，征求他对今后工作去向的意见，高长虹说他想去美国考察经济，毛闻之勃然大怒，立刻把他轰出去，谈话“闹了个不欢而散”。参见言行：《高长虹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党校三部的审干、“抢救”及以后的甄别前后持续一年多。即使处于被审查状态，三部的知识分子仍不忘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学员陈波儿与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广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
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党校其它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转入“两条路线”学习，上级规定，凡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丁玲虽在党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它学员一同参加“路线学习”。1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则被整体打入另册。那些“历史复杂”、“思想复杂”、“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只配永远“脱裤子、割尾巴”，交待历史，反省错误。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
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访问、参观期间，仰慕中央党校的名声，再三提出参观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记者先生感叹：“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2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3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4
1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2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年），页120。
3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4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六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余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5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5陈伯村在1954年被宣布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文革后得到解脱。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一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1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
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2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
入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