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特务”，前后共有七十余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余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3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4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5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1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2徐干：《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载《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18。
3蒋祖林：《胭脂河畔》，《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页78-79。
4彭而宁在离休前任西北林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他在1987年撰文纪念徐特立，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仅泛泛谈论“延安精神”和自然科学院的科研、教学活动，只字未提当年自己的遭遇，可能是不忍再触及心灵上弥久的伤痛。
5《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19。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着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
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七 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创立于1938年4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分学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1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条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2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
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艺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3
1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4。
2《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关于延大、自然科学院等精简问题的决议》（会议记录），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28-29。
3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5月21日，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
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赛。1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2
应该指出，在1943年7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动总的说来是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开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3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前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可以进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
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在“抢救”的暴风骤雨中，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4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5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原准备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1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2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3《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79。
4韦君宜：《思痛录》；页15。
5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页242。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没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入延安进行了破坏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自演，体会会更深”。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但骆文仍在夜晚被鲁艺戏剧系审干小姐唤去接受“车轮战”式的审讯。1
1944年5月，延安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西北行政学院也被并入了延大。
西北行政学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为边区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该校性质发生变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审查嫌疑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