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省机关。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该校任副院长,不久就在该校原领导机构和教员中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卫机关正式将原院长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该校共查出“特务”三十二人。2显然,西北行政学院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关押边区各单位嫌疑分子的临时拘押营,它自身也在经受一次严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1877名教职学员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员440 人。3
1骆文:《延安时代,他总是在思考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66-67。
2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23-224。
3《延安大学概况》(1944年6月),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179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八 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
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4
4王必胜:《邓拓评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页107、95。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1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2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吕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3
1《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页498。
2《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3《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
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着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1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0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
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2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3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4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5
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恩来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6
1《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2《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3《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4《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414。
5张稼夫(时任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庚申忆逝》(之二),载《党史资料》,第8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251-52。
6穆欣:《秦城监狱里的6813号》,《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穆欣在抢救运动中的这段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称,他“亲眼目睹了‘逼供信’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也亲身体会到‘逼供信’的极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几十年对此教训仍时刻铭记在心。1
与其它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晋绥地区“抢救”的重点单位是晋绥分局党校,但是有关晋绥分局党校“抢救”的基本状况外界至今仍不甚清楚。原晋绥干部张鉴在“抢救”中蒙受严重打击,信念崩溃,在1945年叛逃投奔国民党后,曾著文对晋绥分局党校的“抢救”情况加以披露。笔者对张鉴的叙述与文革后大陆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认为张鉴的叙述基本属实,可作为了解晋绥根据地“抢救”的佐证资料。2
1穆欣:《劫后长忆》(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页132。
2国统区当时虽对“抢救”运动不甚清楚,但坊间偶尔亦有少量有关延安的叙述对“抢救”略有涉及,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记载大体符合事实。例如: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成员之一的金东平,在他的《延安见闻录》中就描述过所谓“车轮战术”。金东平将“车轮战”称之为“疲劳检查”,其方法是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加以轮流的审问,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永不停止……”。参见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页128。
张鉴的文章名为《中共怎样整风?》。在这篇文章中,张鉴谈到晋绥分局党校的整风、他个人在分局党校整风、“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晋绥几个知名人物在运动中所受冲击的情况。现就张鉴的叙述作以下归纳。
一、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干部的人数。
整风运动开展后,被送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和受审查的主要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干部,这批人绝大部分受过多年的基层锻炼。张鉴说,分局党校的整风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开始,“由整思想问题转入整政治问题”(此说属实,1943年9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笔者注)。“当时党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子,有日特、国特、阎特,三十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