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师范学校送了一个‘特务学校’的绰号”！
二、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经过三四个月的被迫集中，因为硬要给人戴特务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杀了，有的跳崖、投河自尽了！”（张鉴未提供具体人数——笔者注）“当时有晋西北《抗战日报》的一个记者，因为被硬指为特务，万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虽身受重伤而未身死，抬回来以后被认为‘特务分子牺牲自己性命，破坏中共政治影响’，仍强迫坦白！”“被抢救的干部，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大冤其枉……他们的所谓‘坦白口供’都是被迫无奈生编硬捏的，因此，当时有人说‘坦白运动就是胡说运动’”。
三、张鉴本人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鉴说，自整风结束到现在，他“始终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忆”他个人在整风期间的遭遇，“因为提起来我就伤心掉泪！我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工作，我自信很忠实，很热情，很积极。当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共产党小组长，一开始我就首先被监视起来，接着党校负责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问题，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荣’，‘坦白后有前途’等软方法说服我；用不坦白要‘杀头’、‘坐监’、‘判徒刑’等硬办法威胁我。我恐怕造成他们的抢救借口，硬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这样被监视两个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运来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他们要我马上承认我是特务……他们的口实是我的哥哥在二战区，从小就是国民党，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理由我当然不能承认，结果他们廿多个人用车轮战术轮流与我谈话，一个谈完去休息，另外换一个人谈，我一个人四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分钟，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没有抽烟！尤其惨痛的是：八号晚上把我作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头，对我又打又骂，并且在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气里，把我衣服脱去只剩下一个单短裤，在院中冻了四十分钟。因为我拒绝出去，把我头发拉去一大片！这样直到九号，因为我有脑充血病，精神恍惚，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认我是特务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谁知道造成了永远的祸害，说我承认特务不算，还要特务关系。我本来不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尤其在脑子里已经几乎不能思虑下的情形下，越编越不像。结果，从我是特务，追到我哥哥是特务，我嫂嫂是特务，我母亲也成了半个特务……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更不能无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将已作的口供一脚踢翻！……在抢救运动中，其它刑罚、手段还多的很！有一种刑罚是对被抢救的人不给吃饭，饿急时给吃肉，放的食盐、辣子特别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及特务关系，永远不给你喝水！这种刑罚说来并不惊人，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惨酷的肉刑！另外在抢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的党员，打手都是工农分子。还有说客、突击队。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战期间我经过好多次战斗，与敌人也多接触过，酸甜苦辣也多尝过，但是我始终没有伤过心，这一次被抢救却使我伤心伤透了！……我对共党忠实、积极，对任何指示没有违背过，对任何工作没有贻误过，但是，结果只换了一个代价，就是我被整为特务分子！”
四、张文昂、雷任民等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文昂，原是阎锡山下辖山西六专署专员，1939年晋西北事变后到达根据地，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1943年10月整风转入“抢救”后被抢救为“特务分子”、“自首分子”、“消极分子”。在“抢救”中，他的脸被吐过痰，“差不多一切难堪他都受过了”，至“抢救”结束时仍被监视。
雷任民，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被抢救为“国特”。其妻曾留学日本，被整为“日特”，接着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张隽轩、梁膺庸都是晋西北事变后进入根据地、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抢救”中也被整为“国特”、“日特”、“阎特”。
五、由“被抢救”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
抗战之初，他自述当时他与共产党接触，“觉得共产党很好，就毫不犹疑地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整风以后，由于身心受严重打击，产生思想幻灭，他结合自己在党内八年的体验得出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不识几个字的工农青年”受重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别是中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共党内没有前途，只有到处受轻视，受打击”。张鉴说，“我们也认为工农是全国人的大部分，应该解放，不过不能把知识分子踢出去。但是共产党内看到的只是工农分子的气势凌人，不可一世，我当时很后悔，我母亲不该守多少年寡送我念书！”1
六、因无辜受冤而对“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的怀疑。
张鉴受党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但在“抢救”中的遭遇使其对这一信条也发生了动摇。他说，“既然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对抗战以来参加的人要监视他，怀疑他呢？为什么人民群众反对，干部情绪动摇呢？”2
在晋绥根据地，象张鉴这样“经不起考验”而投奔国民党的干部只是个别，绝大多数被整干部虽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仍维持着对党的信念，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洗却自己所蒙受的各种“特务”罪名。
据说晋绥根据地整风、审干也有搞得较好的单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晋绥八分区在日寇据点四面包围封锁的交城县关头村举办了三期整风班，参加者达三百余人。据记载，八分区的整风、审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让“那些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向党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被集中参加审干的干部“行动自由，不加监视，但要求遵守作息时间和外出请假制度”。当时在八分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罗贵波说，八分区在审干期间“对交代得好的同志经征求本人同意”，召开了两次大会，“让他们发言，以此对其它同志进行启发和帮助，效果很好”，3因而八分区未发生逃跑、投敌或自杀的现象。4
1在“抢救”运动中，蒋南翔发现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被“抢救”或被怀疑，工农干部普遍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因而产生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它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蒋南翔的看法事实上与张鉴的看法不谋而合。二十多年后，有更多的人具有和张鉴同样的想法。文革中，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被批斗时，就后悔当初不该念书。见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100。
2参见《中共现形》（爱国出版社，1946年），页25-33。该书无出版地点。
3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4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晋绥的“抢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书记处电示林枫等要求做好“抢救”的甄别工作。至此，晋绥分局对被错戴“特务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晋绥根据地的“抢救”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贺龙、林枫长期领导晋绥，贺为行伍出身，对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远逊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等，较易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林枫在贺龙调回延安后事实上是晋绥的最高领导人。林枫与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春，刘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为刘的秘书），深受刘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刘少奇进入延安审干反奸斗争领导核心，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可以将周恩来为穆欣作的证明搁置一边，照样批斗穆欣，却一定不会将刘少奇的意见束之高阁。加之晋绥紧邻陕甘宁，延安一阵风刮来，晋绥不仅照办，而且变本加厉。
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领导晋绥土改，对该地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晋绥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极端事件。在晋绥土改中，一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惨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导的兴县召开批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的斗争大会。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其女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皆为著名中共党员，陈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国民党枪杀。刘少白次女刘竞雄嫁给安子文。刘少白一家应是革命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调回村里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
9月26日，在兴县蔡家崖组织了批斗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在抗战期间积极输财，全力支持八路军，牛之子牛荫冠为晋绥著名的老共产党员。但在这次大会上，牛友兰被铁环穿鼻，勒令其子牛荫冠牵“牛”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
在土改高潮中，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也被上级批准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殴致死。1
在反奸、抢救运动中，太行根据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称晋冀豫区，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均设于此。在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调延安后，太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其它领导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
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书记彭德怀领导下，由北方局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的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干部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后，北方局党校又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在这一时期“抢救运动”已从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党校成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将一批领导干部打成了“特务”。
与此同时，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审干、抢救也开展了起来，领导整风、审干的具体负责人是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整风前期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后期则转入审干。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行区党委党校在开办第二期后不久发生了“抢先进入审干的问题”，人为地掀起了“坦白运动”，“导致了逼供信的错误”。在运动中，有人诬指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首领，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为“特务”。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一度“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幸得李雪峰等及时“纠偏”，才未酿成更大的损失。
在太行、太岳全范围内，也出现了反特斗争失控的情况，“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指八路军总部——引者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区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
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大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毛在电文中说“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毛要求“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毛并指示，逮捕特务人数“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2
1《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页359-60。
2《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01。另参见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204；《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9；毛泽东1943年11月5日致北方局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页7-8。
毛的这封电报，对制止太行、太岳肃奸中的极端行为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