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2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页89－96。
2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和王世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王世英已被人诬陷为“特务”。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3。
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二 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年春之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3
3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1
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2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3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4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5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6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7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8
1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08、164。据弗拉基米洛夫说，他是在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后，才派奥洛夫医生于1943年10月28日前去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这一天，王明在苏联医生面前哭了出来。
2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37。
3《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8。
4《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5《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6《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7《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8《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它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1于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自恃握有上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x交待（笔者注：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2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3
在几老中间，稍微特殊的是吴玉章。此时吴玉章挂名延安大学校长，但该校实权由副校长周扬掌握，吴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或许是因为在莫斯科曾与王明共过事，也可能是因为缺少在三十年代苏区生活的经历，吴玉章对来势凶猛的运动似乎感到有些紧张。吴玉章在“抢救”运动期间曾拄着拐杖、流着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吴玉章写道：
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4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后，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5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1《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2《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92-93。
3《谢觉哉日记》，上，页708。
4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1943年），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8。
5《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7。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毫无实权的朱德，对毛泽东、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知道讲话没用，只能暗暗焦急，而无可奈何。
陈云此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的部长，陈云本应直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他与闻审干和“抢救”运动，公开的理由是“毛主席关心陈云同志的身体，让他搬到枣园去休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1
让陈云“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陈云对开展“抢救”运动的态度很不积极。据陈云当年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了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正是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就不要他过问审干、反奸一类事，而是让陈云“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
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他离开枣园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在这一年间，陈云实际是被“靠边站”了，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许多事情都不知道”。2中组部部长一职则由彭真代理。当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后，彭真就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部长。
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审干、抢救中曾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并对叶剑英在延安的亲属进行“抢救”迫害。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特务，从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长期关押，“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精神一度失常。3叶剑英虽未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英对康生深恶痛绝。
1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112、114。
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3任质斌：《纪念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