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儿——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0。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他们都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1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这给他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2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于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
任弼时此时处于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毛虽感觉到任弼时有些碍于碍脚，但为了利用他作为老干部的象征分化打击王明、周恩来等，故对任弼时仍予以容忍。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3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它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4
1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86-87。
2《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页562。
3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7-28。
4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57。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后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后，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后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是“特务”。
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复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责骂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1 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2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后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3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
依照规定，社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数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后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4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后，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5
1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2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3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4陈龙等的上报材料估计反映的是运动初期——1943年7至8月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后，几乎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程度不同地被抢救。
5修来荣：《陈龙传》，页148－49
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后，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这批昔日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三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
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
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份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
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
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
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1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
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2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1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郑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2－3。
2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1944 年1月2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复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