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1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1945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人作出了组织结论。2这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份结论的；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2475名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30％，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类人员各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完全弄错的约占26％，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的约4％。3对于这一部份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
1郑建英：《朱瑞传》，页294。
2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1943至1945年，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受抢救冲击的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主要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从苏联返回的原留苏干部，据胡乔木提供的数字，被抢救的干部达一万五千人。
3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毛泽东虽然是这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点”和“尾巴”在1949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1949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审，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在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1
1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份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他在1938年9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别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别工作。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干部步行前往东北。
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年刘作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从1956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45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别和结论的，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别。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别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别自己，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到1946年上半年，被关押的大部份人基本甄别完毕。
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1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
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了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刀下鬼，时年仅二十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2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它“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很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呢，转战陕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3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4（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19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参见该书，页78。）
1参见仲侃：《康生评传》，页95。
2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3。
3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4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评。
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
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1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1和培元：《论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
然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