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王明、博古称之为“篡党”，致使博古一段时期精神极度压抑，甚至已作好最坏的准备。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道，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王明这段话是否真实，笔者不能确定，因为博古早已离世，特录之待考。2
与博古相比，张闻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1943年后，张闻天虽身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却没有担负任何实际领导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编辑国际、国内参考资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又向毛泽东面呈长达四万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笔记”，获得了“表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将自己从方方面面予以彻底否定，以显示他“跟真理走”的决心。
周恩来是首次参加这类点名道姓的高层检讨会议。1943年夏返延安后，周恩来调阅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至此他才明白当年会议的详情。从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来写了大量的反省笔记——他当然知道，作为几个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自己难逃干系。周恩来既然早已认清形势，于是只剩下反省检讨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三年来大后方工作，借此向刘少奇表示敬意。周说：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言论是正确的。3周恩来多次检讨，对自己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深切忏悔，但是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严厉指责及与会者的批判。周恩来在会场的紧张、高压气氛中，仍然小心坚持一、两个阵地——周恩来顶住与会者的压力，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辩护。
1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8。
2博古虽然在1943年9月后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作了检讨，但仍未被毛泽东放过，毛在1943年12月28日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将王明、博古捆在一起鞭打，该电报对王、博均不称“同志”，并说“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由此也可看出博古当时境况的险恶。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9。另参见李志英：《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453。
3《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0、433。
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每次都直接上阵，对所谓“两个宗派集团”左右开攻。刘少奇、康生则紧密配合，为毛摇旗呐喊。刘少奇在10月24、25日的会上详细讲述抗战以来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路线斗争。1康生当面责骂博古，攻击王明、周恩来、博古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是国民党报纸。2毛泽东并耸人听闻地宣称：王明、博古宗派至今还有破坏活动，党有被分裂的危险，威逼与会领导干部支持自己。
1943 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毛在这份电报中告诉全党高级干部：内战时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 年），这个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造成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影响时期的损失。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3
1《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0、433。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6。
3《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43—1944）》，第14册，页142-43。
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毛泽东才在表面上放松了对王明的指控。
在紧张、高压气氛下召开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
然而，唯有彭德怀与众不同。
彭德怀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时距抗战初期出师山西、华北已近六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他并没有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做违心的自我鞭挞。对于这一切，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毛泽东一向对彭德怀存有芥蒂，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因此执意要将“火”烧到彭德怀的身上。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领确实有所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斗争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并不时就某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议，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11943年2月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2在返回延安后，彭德怀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3凡此种种，都引起毛的不快。
在毛的眼中，彭德怀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电示彭德怀，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批评彭的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4毛且将彭德怀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转贾拓夫、高岗、贺龙、陈云讨论，结果是，“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5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发表。
但是如何处置这位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毛泽东又颇感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怀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杀一下彭的傲气，以树立毛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于是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余次，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斗争。
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之初，薄一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彭德怀在其所作的关于华北七年抗战的报告中，检讨了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他在1943年4月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讲话。彭德怀表示自己原先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并对自己在华北工作的其它缺点也“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彭德怀还回顾了他对毛泽东认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他说：自己早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后要向毛泽东学习。6
1《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2《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4《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5《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6《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尽管彭德怀已对毛表示了心悦诚服，毛却不准备让彭过关。在1945年3月后，对彭德怀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了打击彭德怀的威望，毛泽东有意将会议规模扩大。毛泽东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指责已突破华北的范围，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总清算。
对彭德怀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德怀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的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彭德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的方针，指责彭德怀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声称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显然，没有毛泽东做后盾，康生绝不敢公然攻击像彭德怀这样声望卓著的军方重要将领，并重点指责由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
其实由康生嘴里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也来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其人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下达战役准备命令，并报延安军委。8月20日，战斗打响，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德怀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1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叮嘱“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传结束”，因为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2然而毛泽东说变脸就变脸，当1943年底八路军主要领导人陆续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和军方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开始表达他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不满。毛泽东指责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3毛泽东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团大战”的话题，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有目的、有预谋和有组织的，彭德怀参加中共革命以来的历史及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彭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彭德怀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的话），彭德怀的人格也受到恶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军队高级领导人中生活艰苦、节俭的典范，竟被指责为“虚伪”。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也被罗织为其志在“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4由于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支持，许多与会者都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斗争，罗瑞卿即是其中最积极的人之一。
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德怀并未接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
中共七大期间，彭德怀在大会发言中对领导八路军的“缺点”、“错误”作了检讨，却仍然不被毛泽东放过。毛在和师哲谈话中说彭德怀的检讨是“勉强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确实非常了解，彭德怀只是为了党的团结才违心地做了检讨。毛泽东一语道出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5
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就是因为彭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因为毛泽东决不能忍受在中共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