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4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9。
2陆定一：《为什么整风是党的思想革命》，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3。
3王稼祥：《中共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4博古：《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0。
邓发在毛泽东的“帐簿”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长期以来与毛没有亲近关系。1943年邓发也写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1
在延安的理论家们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艾思奇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这一切事实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2
在延安的一些党的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尊崇。
徐特立写道：
朱毛在国际在苏区外最大多数的人都以他们两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苏区的群众却认为他们是老实人。而且联系到说中央政府，中央局负责的，都是老实人。我曾听得江西群众唱的农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泽东”。又有一次，我参加瑞金的群众大会，有人在会场上说“朱总司令毛泽东是老实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实人”。群众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3
吴玉章欢呼中共有毛泽东作领袖：
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4
在这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赞美中，以周恩来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毛大唱赞歌：“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说道：“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5
1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
2艾思奇：《〈中国之命运〉的愚民哲学》，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1。
3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4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7-38。
5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的演讲》，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18。
周恩来的颂扬有着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义。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1
1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页163。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三 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中共高层干部对毛泽东的赞颂，从1942年后日益形成风气，不管是在延安的领导干部，还是各大战略区的军政领导人，每逢重大纪念日照例会撰文鼓吹毛泽东一番。
但从毛的角度看，这一切并不完全说明中共领导层已对自己心悦诚服。写文章、作报告赞美、称颂毛固然很好，但很难说每一个人都能心口一致，只有结合实际——也就是从每个领导干部的既往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来进行检查反省，进而彻底否定原来的“自我”，才能表明是真正服从毛泽东。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名正言顺，即通过检讨党的历史——“学习路线”，明确何谓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何谓“错误路线”，进而联系领导干部的个人实际，对号入座，如此方能真正解除领导干部的思想武装，使他们失去最后的阵地，从而使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灵魂和精神方面毫无保留地听命于毛泽东。
毛泽东借讨论中共历史问题而树立自己权威始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因王明表示异议，会议于10月暂停。紧接着，毛正式在全党鼓动反教条主义，中间穿插了批判王实味，召开整肃文艺界的文艺座谈会，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领导部署审干反奸，继而在1943年3月改组中央书记处，正式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教条主义宗派”早已溃不成军。但是，上层斗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为除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还未被触及。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从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贯彻、实现毛泽东整肃中共上层的意图。
毛泽东指令召开的这次会议，名曰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参加者却并非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在延安的重要军政领导干部及来延安的一些大区领导人，计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中直机关、军直机关、西北局及各大区领导人：彭真、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
毛泽东开宗明义，宣称要打倒“两个宗派”，一类为“教条主义宗派”，另一类为“经验主义宗派”。毛首先拿王明、博古开刀，再炮火横扫周恩来，切入点是1938年中共长江局所犯的“新陈独秀主义”、“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再引向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43年11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热闹非凡，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挥下，正在这里连续举行包括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参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1943年11月1日，大会勒令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1李国华在“抢救”运动中已被打成“特务”，让李在会上揭发王明是给其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11 月2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大会发言，2坚认《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说：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我要问一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孟庆树继续说：我想问问大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在孟庆树的追问下，康生一言不发，当场并有高自立（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化名周和森）站起来作证，但他的发言被会场上的口号打断。3孟庆树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直扑坐在台下的毛泽东，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坐在毛身边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立即判断，毛泽东对批判王明已下定决心。4
这一天的大会因孟庆树的发言造成与会者思想的极大混乱，完全离开了会议揭发、批判王明的主题，遭致毛泽东的震怒，他当众斥责大会主席李富春，指责大会充满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下令停止召开这类大会。5从此，王明、孟庆树再也没有在大会申辩的机会了。
杨家岭“反右大会”上出现的曲折，对毛泽东执意批判王明、博古丝毫不发生影响。对毛而言，需作改变的仅是不开大会，不给王明等有在公众面前声辩的机会，小范围的揭批会则照开不误。
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在毛泽东的强势进攻下，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几个毛、刘的亲信康生、李富春、高岗、彭真等，几乎所有领导干部都只能按照毛泽东开的方子对号入座，分别给自己贴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标签，进行自我谴责。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识别标签并不难辨。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直言不讳道：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大宗派来实行篡党”，除了他和刘少奇，其它的人都拥护王明、博古的路线。毛并警告道：“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6 ——意在告诫周恩来等休想逃脱。
1《谢觉哉日记》，上，页550。
2《谢觉哉日记》，上，页550。
3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6-47。
4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8。
5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9、290。
这样，凡是与王明、博古渊源较深，从莫斯科返回后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等皆属“教条主义宗派”，而曾经与王明、博古有过合作关系的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邓发、李维汉、叶剑英等则属“经验主义宗派”，某些领导干部则身兼“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双重特征，如刘伯承等。毛泽东张起的通天大网，将几乎中共所有领导干部一网收尽。
王明、博古此时在中共高层已是人人皆可唾骂的对象。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王稼祥、凯丰皆病倒，不能参加会议，凯丰的妻子也因“经不起诱供、套供、连环战，得神经病死了”。1
王明早在1941年1o月后就停止参加中央一切会议，只有博古与会接受批判。博古连续两次作检讨，进行自我鞭挞，仍未得到毛泽东的宽恕。毛疾言厉色，尽情发泄心中的怨恨之气，竟信口